简介：微博暴力植根于三个内生性逻辑：在制度层面,微博带来的话语权释放未能受到权威的有效限制导致了权力的僭越;在行为层面,主体独立性受到削弱甚至迷失在微博空间;在环境层面,私人空间公共化和公共空间私人化两种趋势共同催化了暴力行为。从过程上看,微博暴力大致经历了群体极化导致集体非理性、暴力行为出现在网络与现实空间以及公共议题迅速转移和集体责任逃避三个阶段。关于微博暴力的伦理矫治应当处理好自律与他律、自由与责任、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尤其突出主体的自律。

简介：“葡”提心，“荷”合缘。2017年1月1日，学诚大和尚葡萄牙语、荷兰语多语种微博开通仪式在北京龙泉寺见行堂举行。龙泉寺监院禅兴法师，监院、翻译中心主管悟光法师，翻译中心助理法师贤清法师等五位法师出席仪式，并共同点击开通按钮，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大和尚的葡萄牙语和荷兰语微博正式开通。多位翻译界专家、教授作为嘉宾与四百余位翻译中心义工、学员一起在2017年元旦这个新的起点，同聚一堂，见证了这一时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潮光在致辞中说，学诚大和尚的大愿。

简介：本文对楚简《老子》“大成若诎”加以考释讨论，认为是古本《老子》重要文句，老子对礼坏乐崩进行了深刻反思，将古乐传统提升到新的境界。文中考辨了老子不非毁礼乐。

简介：对891位网民问卷调查分析，探讨了网民的情绪敏感度、集群行为意向和执行意向的关系。结果显示情绪敏感度与感知一致性、行为意向和执行意向均存在显著正向关联；情绪敏感度、感知一致性和行为意向三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对执行意向的影响是显著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低感知一致性组中，情绪敏感度在行为意向对执行意向的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与低情绪敏感度的网民相比，当高情绪敏感度的网民感知到信息与行为的不一致结果时，行为意向对其执行意向的预测作用更强。

简介：<正>中国自然哲学向来不够发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指出:“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4页)一般的研究者差不多也都这样看,把它当成一个结论承认下来,视为研究的前提或出发点,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深究,如此陈陈相因,直到近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兴起,才稍有变化。一批兼治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中青年学者勃然崛起,尽管是人数不多,但已引起了学界的注目。李存山的专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下简称《气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即佼佼者之一。

简介：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的出现颠覆了人们的沟通方式，而点赞作为网络人际之间的互动更是呈现了用户的个人调节与社会认同。本研究采用问卷的方法．对368名微信用户的点赞动机与人格特质的关系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点赞行为有着不同的动机背景，这其中主要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动机在起推动作用。（2）这其中不同动机的人又有着不同的人格特质，具体而言，严谨性与外向性影响自我认同，而宜人性与开放性影响社交认同。

简介：人类早已迈入互联网时代，网络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体，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佛教界人士将网络作为弘法的重要载体，以此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用一种现代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弘扬和传播正信的佛教，由此也催生了众多网络弘法的网站、博客和微博……

简介：“红碪体育馆能容纳十万人，可毕竟寺庙少有这样的条件，况且现场讲经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现在人生活忙碌，终究也不方便。倒不如网络，随时打开随时可以听可以看。网络上能看到听到的可不止十万人。”

简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他们提出了“两次提升”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预设、“两个和解”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原则、“两种尺度”的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等有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些思想是理解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理论的重要思想平台。

简介：《礼记》中子游述及“以故兴物”与“微情”代表两种不同的制礼之法，然礼家对“以故兴物”的解释素有分歧。郭店战国楚简出土，研究者判断子游论述与《性自命出》篇密切相关，这为重新解读“以故兴物”提供了可能。“以故兴物”意指因某种特定的教化目的，利用基于人情且精心设计“外物”以兴发释放行礼者与礼仪相匹配的情感。“以故兴物”的对象包括两类：一为情感充分者，一为情感不足者，前者需借助外物将“情”兴发、释放、宣泄出来，再在仪式的引导之下，调节情感浓烈之程度，后者则在外物的影响之下，调动原本不足的情感，以达到反躬修身的目的。“以故兴物”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仪式之中，辨明其义对于厘清“兴”与“礼”，“兴”、“情”与“物”等多组概念的关系，深入儒家礼学思想演进的肌理有着重要的解码作用。

简介：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也被不法分子“瞄上”，成为新型犯罪工具。据悉，微信犯罪案件在一些地方层出不穷，并呈蔓延趋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安全保卫学院教授王斌君表示，微信犯罪既有常规通讯工具犯罪的共性，也有特殊表现形式，亟待引起公众和相关部门的注意。当前除了加大打击防范力度外，强化手机实名制、二维码等管理，加强源头整治，才是遏制此类犯罪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