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合理推进当代中国的“新启蒙”，需要从历史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来充分发掘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从历史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逐步深化为针对“市民社会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扬弃，始终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所理解的启蒙传统也先后呈现出三重面向：一是作为精神运动的启蒙；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启蒙；三是作为物化的经济制度的启蒙。从结构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形成了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域：一是政治“异陌化”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问题；二是经济权力的主导即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问题；三是资本的统治即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问题。在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及其自由主义、非理性主义后裔具有本质差异。当代中国需要规避启蒙思潮与反启蒙思潮的抽象对峙，自觉汲取马克思反思和超越启蒙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实现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
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22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