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无论是中国的落后挨打引发的洋务救国运动还是西方学科分类理念东渐引发的思想变革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借鉴自然科学为哲学提供辩护成为近代哲学的时代特征之一。从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者都夸大自然科学的实效性和公信力。如果说将哲学奠基在自然科学之上展示了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学术分野,也是近代哲学的共同之处的话,那么,谭嗣同的哲学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近代哲学的这一新动向、新诉求。自然科学具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近代哲学家在将自然科学运用到哲学领域,热衷于由自然公理推导出社会法则,从而夸大了自然科学的适用范围。他们将自然科学运用到社会领域的做法是对自然科学的滥用,从表面上看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的推崇,从实质上看则可能造成对自然科学的歪曲。无论是夸大还是滥用自然科学都不是对待自然科学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近代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情结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的滥用留给后人诸多思考和启示。
出版日期
2017年01月1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