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与事功之间——翻译《杜尚之后的康德》有感

在线阅读 下载PDF 导出详情
摘要 胡适先生在1918年撰写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篇末,提到了当世中国学者在移译西方文学时应注重的两个方面:一是只译名家之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学者们应召开会议,选定书目,划定翻译的周期,而译成之稿,再由权威审查,作长序及著者略传;二是用白话文,而非古文来翻译。盖因古文的遣词造句,与西方的语言和生活环境颇不相符,必失了原文的好处。他将这两方面名为"工具"与"方法",只有工具用得纯熟了,方法也懂了,才有创造新文学的可能。胡适的主张是在全面向西方学习、鼓吹文言到白话的文学革命的背景下提出的。虽然今人对翻译所用的语言(白话)已无争
作者 陶铮
机构地区 不详
出处 《当代美术家》 2015年6期
出版日期 2015年06月16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 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