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在中原的传播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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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在中原的传播

四、石赵政权在西域植物移植中所起的作用

  汉武帝开通西域之后,曾经引入了西域的植物。《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云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也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后:“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宫馆旁,极望焉。”总之汉代正史所记载当时引入的植物主要是苜蓿与葡萄,而且引入者还不是张骞,而是李广利伐大宛后才开始引种中原。这以後,有越来越多的西域植物开始引入,后起诸书往往将这些植物的移植归功于张骞,如胡豆,《齐民要术》引《本草经》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20]胡麻,《太平御览》卷841“豆”引《本草经》云:“张骞使外国得胡麻。”[21]《齐民要术》卷二“种蒜”引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西京杂记》卷一“上林苑”:“胡桃,出西域,甘美可食。”据《博物志》的记载,由张骞引进的尚有大蒜、安石榴、胡葱、胡荽、黄蓝。我们知道,今传《博物志》是后人辑录并杂采他书而成,既非全书,也有混杂。劳费尔曾经对这种将植物移植一律归功于张骞的说法进行过辨正。尽管出自于小说的记载不尽可信,但是也说明了一些事实,那就是自西汉武帝以后,从西域引入进来的植物确乎不少。除上述归功于张骞的植物之外,还有所谓西王母枣,《西京杂记》载有:“弱枝枣、玉门枣、西王母枣、青花枣、赤心枣。”这种枣应该也出自西域,杨衒之说:西王母枣“俗传云出自昆仑山。”[22]胡椒,《齐民要术》卷二“种椒”引《广志》曰:“胡椒出西域。”柰,曹子建《谢赐柰表》:即日殿中虎贲宣诏,赐臣等冬柰一奁,诏使温啖。夜非食时,而赐见及,柰以夏熟,今则冬至。物以非时为珍,恩以绝口为厚,实非臣等所宜荷之。《太平御览》卷《初学记》卷二十八引明帝答诏曰:“此柰从梁州来。道里既远,(又东)来转暖,故柰(中)变色(不佳耳)。”[23]此句《齐民要术》引明帝诏作:“此柰作凉州来。”按,作“凉州”为是。悉耶茗花: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於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24]这些作物的移植,决不仅仅归功于某一个人,它与东汉以后匈奴以及所谓别部的不断内迁有密切的关系。那些原本生活在西域的民族保留了他们的生活与生产习惯,在中原的土地上开始引种西域的植物,并且取得了成功,这才有这么多西域物产在中原的裁培。而这其中石虎当政时的一些作法值得我们注意。《邺中记》载:“石虎苑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又云:“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盂椀,其味不酸。”
  为了引种这些中原本无的植物,石虎花了极高的代价,精心围起苑囿,运来土壤,并引水浇灌,以期创造适宜珍贵果种的生长条件。在此苑囿中,裁种了不少中原本无的名果。《邺中记》载:“华林苑在邺城东二里,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周围数十里,又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又凿北城,引漳水于华林苑。虎于苑中种众果,民间有名果。”甚至还做了一辆大车作为培植这些作物的试验田: “虎作蝦蟇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可见石虎为了引种这些原本产生西域的植物,费了不少心思,作了不少努力。应该说,这种努力收到了成效,自石赵之后,在我国的北方,那些原产于西域的作物渐渐开始普及。《太平御览》卷九七0引《襄国记》曰:“龙岗县有好石榴。”襄国即今河北省邢台县,为后赵石勒所都,石虎迁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改为襄国郡,后魏复改县,隋改为龙岗县。据《晋书·地理志》载,当时异族政权所建郡县名称并不可知。可能后赵时曾在襄国地区建立过龙岗(或刚)县[25]。总之,原产于西域的石榴现在河北地区开始有了优良品种。而在北魏时的洛阳,就有大面积的西王母枣与句鼻桃的种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云:“景阳山南有查果园,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自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又曰:“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即熟。亦出昆仑山,一曰王母桃也。”而这一时期,石勒、石虎还为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起因虽在于对胡字的忌讳,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这些植物、食物的本土化进程。

[1]本文所说的西域胡人,主要指祖居中亚地区、并具有雅利安血统的种族。
[2]见谭其骧《羯考》,载1947年1月9日《东南日报》副刊。


[3]关于佛图澄的国籍,《世说新语·言语》“佛图澄与诸石游”条刘孝标注云:“不知何许人,出於敦煌。”《晋书·佛图澄传》云佛图澄为天竺人,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引《中古丘城寺碑文》云佛图澄为“天竺大国罽宾小王之元子。”恐怕靠不住。从佛图澄姓帛这点来分析,似应为龟兹人。
[4]《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349页。
[5]《古小说钩沉》本,收入《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册,第1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搜神后记》卷二略同。
[6]《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52页。
[7]《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52页。
[8]《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46页。
[9]《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52页。
[10]参见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9-80页。
[11]晋·陆翙《邺中记》,四库全书本,第8页。本文引此书全同此本。
[12]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16页。
[13]参见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收入《考古学论文集》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2页。
[14]斯坦因:《塞林提亚(Serindia)》,547页,图版XLⅧ(M·X·002a),转引自夏鼐《考古学论文集》下册,第492页。
[15]见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收入《考古学论文集》下册,第502-505页。
[16]见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3-148页。
[17]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30-31页。
[18]鞾:靴的本字,与袴褶配套的鞋子。
[19] 《观堂集林》第四册,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1081页。
[20]今传本草书无此记载,《太平御览》卷841“豆”引《本草经》有此条。
[21]《齐民要术》卷二引《汉书》亦云:“张骞外国得胡麻。”今本《汉书》无此条。
[22]《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
[23]此文《御览》有脱误,今据《初学记》卷二十八引补。
[24]引文据《丛书集成初编》1352册,第1页。耶悉茗来自于阿拉伯波斯语Jāsamīn,读作yāsmīn,但西晋时期中国似乎尚不可能知道阿拉伯语,劳费尔怀疑此条材料乃后人增补。见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55-156页。
[25]缪启愉《齐同要术校释》卷二“安石榴”条注⑨,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