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学学者关系维系特点及当代启示

近代大学学者关系维系特点及当代启示

刘爱东

主题词：近代大学；学者关系；外生性团体；内生性团体

收稿日期：2011-05-28

作者简介：刘爱东，淮阴师范学院副研究员，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江苏/223300）

近代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媒介和大学，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个关系网络将学者之间关系从简单的学缘、地域、交游等双向沟通桥梁发展为一个信息、资源多边交流的复杂网络。[参考文献：

[1]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11）.]近代学者以关系网络为平台，通过请托和举荐进入大学场域，如汤尔和荐陈独秀、陈独秀荐胡适等。牟润孙说：“过去大学延揽教授，倘若不是办学当局自己去物色，就是出自别人的推荐”，并说“办学的人能完全以尊重学术为主，不存在派系、门户观念去延揽人才为数并不多。”[[2]牟润孙.海遗杂著[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479.]近代学者要进入大学，拥有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关系网络具有很大作用。

一、近代大学学者关系维系纽带

1、政治关系维系

在学者关系的建立及关系维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凝聚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政治系统就是这种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科举制确立后，发挥了独特的政治功能，士大夫阶层形成后，传统文人渐成为体制内的政治力量，并控制着传统官学。近代大学组织建立之初，便是用政治的力量来自整合学者的，尽管京师大学堂的教师中西皆有，但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这些人的整合很难想象。京师大学堂管理者和中学教习大多是政府官员，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就连学生也大多为官员、举人，人称“老爷学生”。学生也以政治目的结盟，“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3]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J].蔡元培先生纪念集[G].北京中华书局1984:178.]

2、伦理关系维系

传统中国崇尚“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说：“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81-82.]统治者希望从伦理本位的框架中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求忠臣于孝子，占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对孝梯的主张是家庭本位的思想根源。近代以前，学术传承仍以血缘关系为主，历史上父子、兄弟名声同显的文人很多，三班、三苏、三曹、二王等等，近代这样的例子也不甚枚举，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陈登恪兄弟等，即便在民国前的北大中，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也为郎舅关系，其他还有三沈二马、周氏兄弟等等，传统伦理及儒学强化了学术变迁的家族色彩，家学成为独特的学术生产和传承方式。

在中国，即便是学术关系，也往往拿血缘关系来比附，如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等，同门、同学则以兄弟相称。钱玄同、鲁迅甚至和学生称兄道弟，鲁迅信中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这让许广平觉得不解，不敢当，便问“先生之意何居”，虽说鲁迅解释说这是他自己制定的用例，“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5]《两地书·原信》(四)(三月十八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但总有以伦理关系比附，从这意外的称谓里多感到一分亲切的意思。钱玄同的朋友黎锦熙说：“他写给学生们的信，每称对方为‘先生’，自己称‘弟’，说‘先生’只是男性的通称，犹英文的Mr，但有些学生倒起了误会，说钱先生不认他为弟子，是摒之门墙之外，所以他后来就改称某某‘兄’了。”[[6]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M].收入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170.]

3、地缘关系维系

历史地看，以“省界”意识为代表的地缘意识清末就存在，清末留日学生基本以“省”为单位，并由各省设立留日学生监督，留学生抵达日本后去的第一个公共场所，大多是各省的同乡组织。“留学国界”、“政治党派”与“省界”构成了当时知识圈聚集的重要因素。茅盾1916年到商务时，就了解到编译所的国文部“专编中学和小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7]参见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J].商务印书馆九十年[G].商务印书馆1987:146.]

近代学者对地缘关系的认知非常清楚。周氏兄弟到北京后长期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罗章龙在回忆中历数了“新民学会”十余人初到北京时的情形，由于湖南各县多在京设有会馆，大家分住在各县会馆[[8]罗章龙.椿园载记[M].三联书店,1984:8.]。《新青年》杂志作者几乎全为安徽籍或与皖政界和文化界关系密切者，实际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创办的同人杂志。《新青年》自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后发行的第3卷，其撰稿人则几尽是北大教员和学生，地缘关系明显被学缘关系取代，《新青年》迅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9]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三联书店,1997:1-18.]《新潮》杂志也呈现出这种相似性。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新潮社”核心成员六人名单中，傅斯年、杨振声、徐彦之、汪敬熙均来自山东省，此说明作为新文化运动学生辈的聚集，最初的根源同样是省籍[[10]参见顾颉刚.回忆新潮社[A].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C],三联店,1979:124-126.]。

1918年入京未久，胡适便担任绩溪会馆的董事，后又参加旅京皖人所组成的“皖事改进会”，时与老乡酬酢往来。[[11]耿云志.胡适年谱[M].香港中华书局,1986:63-64.]陈独秀与胡适建交当然由于《新青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便委托好友汪孟邹向胡适约稿。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便力邀这胡适，胡适当即答应。陈胡二人性格不同，政治信仰也不同，，应该水火难容，但两人私交深厚，堪称挚友，虽然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友谊却并未缩减半分。其中有文学革命上的志同道合原因，但不可否认安徽同乡给他们的友谊增加了较强的稳定因素。陈独秀1919年被捕入狱，仰仗一大群安徽同乡的关系，被保释出狱。胡适及至晚年，其念兹在兹的仍是“我是徽州人”[[12]胡适的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5.]。

作为地缘关系的扩张，留学国别也成为学者关系维系的一个联结点。和地缘关系接近的还有居所，同系同级以及同宿舍的因素渐渐突破“同乡会”的樊笼，成为聚集的基础。如康白情、俞平伯与傅斯年同是1916年文科“国文门”的学生；顾颉刚因为是傅斯年的室友而进入这个团体；顾后来又把中学同学叶圣陶、王伯祥、郭绍虞介绍入社。如鲁迅所说的“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只是因为居住地同在东吉祥胡同而已。这种关系尽管看上去结合不很紧密，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但还是有着感情联络的作用。后来在大学里，同系同级以及同宿舍等学缘关系渐渐突破地缘限制，成为聚集的基础。如新潮社里康白情、俞平伯与傅斯年同是1916年文科“国文门”的学生；顾颉刚因为是傅斯年的室友而进入新潮社；顾后来又把中学同学叶圣陶、王伯祥、郭绍虞介绍入新潮社。[[13]顾颉刚.回忆新潮社[A],五四时期的社团[C].三联出版社,1979:124.]

4、社团关系维系

结社在近代学者中间非常普遍。20-30年代，社团繁杂，流派众多。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湖畔诗社等等，不一而足。当时以国立大学为中心的结社雅集活动十分频繁，与中央大学有关的著名诗社就有上巳社、褉社、潜社、如社等，[[14]参见沈卫威.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的褉集雅聚[J].文艺争鸣,2008(5).]1930年《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二卷第15期，有“上巳社诗抄”、“褉社诗抄”，上巳节为民间传统节日，即三月初三，上巳社、褉社就是文人节日即兴成立的同人社团，组织形式松散、自由。据《黄侃日记》、黄侃年谱等资料记载，有汪辟疆、黄侃等共同参加的文人结社大约在1928年开始。

专业学会的建立代表学术社团的成熟。留学生在国外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纷纷仿效，倡议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1907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李景镐、吴匡时、俞同奎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0人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化学团体，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报告》（1908年），不久即告终止[[15]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M].三联书店,1956:294-298.]，1932年8月，建立了专门的、全国统一的专门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20世纪2、30年代，其他学科类似组织相继建立。1922年成立中国天文学会；1924年成立中国昆虫学会；1929成立中国古生物学会；1932年，成立中国物理学会，设立有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1933年设立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等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叶，共成立了156个专业学会，其中1912-1937，成立了110个之多。专业学位的成立，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进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对科技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技事业的重视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组织建设方面，迥异于晚清那些稍纵即逝的学会，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成为专业学者开展专业活动的重要渠道，成为学者新旧关系维系和建立的重要纽带。[[16]参阅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后编20)[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学术期刊维系

学术期刊杂志成为学者结派的重要枢纽。北京大学社团大多办有刊物，据统计，北京大学社团刊物近60种。[[17]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一册[Z].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761-2763.]如数理学会办有《数理杂志》、雄辩会发刊《劝学》杂志、画法研究会办有《绘学》杂志等等。许纪霖认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由于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观念影响，通常以同仁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同仁共同体。”[[18]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文汇报,2007,4,15.]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仁共同体，都是以同仁刊物为中心：20年代的《努力周报》、30年代的《独立评论》、40年代的《独立时论》。“学衡派”因为《学衡》杂志而得名，与大学学者关系密切。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被史学家称为“我国创刊最早的史学刊物”[[19]方杰人.民国以来的史学[J].《学衡》.1922(1).]。《学衡》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20]沈卫威.我所界定的“学衡派”[J].文艺争鸣,2007(5).]。“古史辨派”因顾颉刚1926年编辑的《古史辨》而得名，这是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和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其创始者及主要代表是顾颉刚和钱玄同。《古史辨》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二、近代大学学者关系维系特点

近代学者上述各种关系网络有着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关系错综复杂。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矛盾与冲突随时随处可见，无论从观念还是从形式上，传统的人际关系与新型的人际关系都共存于这一转型的社会之中。亲缘关系中，宗族亲属圈普遍地存在着；地缘关系中，虽然新型的地缘组织同乡会大量涌现，但并不能取代传统的同乡会馆的存在；业缘关系中，传统书院门生与座主之间的师生关系与新式学校中的师生关系并存。在人际交往关系的演变中，新旧观念形式的相互影响甚至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近代学者之间政治、地域、社团、留学背景、学术流派、期刊，间杂私人情感，以地域为基础的乡情集团、以学术旨趣为基础的学术派系、以个人情感为基础的私人团体，等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以派划线，以系行事，不仅成为成为学者生活行为的选择，甚至对大学人事安排、学术研究产生影响。钱玄同曾有意聘请学者单不奄入北大任教，单不奄与钱玄同是亲戚，同为浙籍，专治朴学，与章门弟子治学路数相近，应该说进入北大顺理成章，但单不奄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传闻与该校当局不合辞职，钱玄同怀疑其思想偏于“守旧”，单不奄在北京住了月余，竟未收到聘书。[[21]钱玄同.亡友单不奄[A].钱玄同文集[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89-290.]可见对新思潮、新文化的态度决定了关系网络中人物的聚离。

第二，关系聚散和中心人物有关。无论通过什么方法整合而来的人际关系，都有中心人物起着重要作用，近代人脉关系及矛盾往往随中心人物移转而移转。近代大学学者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人脉网络，即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网。这种人脉网络不是一个如组织、宗教团体、阶级、种族、国家等等靠信仰、纪律等而形成的集体组织，而是一个自我中心信任网络，以个人为中心由近而远分成几个圈圈，每一层次关系适用不同的互动规范及交换法则，关系成为近代学者取得资源的重要管道。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围绕章太炎有章门弟子，围绕胡适有胡适派学人群，浙系尽管以浙江籍为表征，但很显然，进入民国，蔡元培成为浙系的中心人物。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其内部组织为双重结构，一是由近代大学科层关系构成，另一则是靠同乡、亲戚、同学以及师生关系建立起来的。这种特殊结构，强化了北京大学的内部联系，也保证了蔡元培对北大的控制权。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与新型的业缘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近代中国大学的一种特殊组织模式。当然，蔡元培并不狭隘，围绕的绝不仅仅是同门同乡，如陈独秀、胡适就是安徽人。陈独秀,胡适等安徽新派人物进入北大,则打破文科中势力均衡的状态，这与校方掌权者办学的价值导向密不可分。[[22]王天根.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J].近代史研究2009(2).]梁漱溟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23]参阅梁漱溟全集[G].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48.]

第三，近代学者关系维系大多依靠非正式方式。正式的交流方式自然是开会，但许多事情却不是在开会时决定的。许多事情往往在居所私谈形成共识。闲谈议政一直是文人参政的一种方式，这种习惯在管理大学事务中也表现出来。近代学术交流也经常以闲谈方式进行，较少组织正式的学术讨论。在学者的日记中有许多提及闲谈聚会以及大学之事，1922年7月3日，胡适在济南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晚上，胡适与丁文江（在君）、秦景阳、陶孟和、胡敦复闲谈北大过去的事，一直到早2时半才睡。[[2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卷（1919-1922）[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715.]1936年7月18日，《成都快报》报道说任鸿隽“本届暑期”决定在省外新聘大量教授，一部分旧教授得知后“颇感恐慌”，“乃开秘密会议”，商量应付方案。不意有一参加会议的教授向任告密。“任意更决，乃索性将曾经参与此项协商会议之教授，除告密者外，一体淘汰。”[[25]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一1939)[M].北京:三联书店2005:213一214.]蔡元培日记中也多有记载，私下里秘密的交流沟通对校务产生影响之大。

当然欧化的交际方式也很普遍。创造社后期的张资平在开设乐群书店期间，曾开了一间咖啡馆。20世纪2、30年代，李青崖、叶秋原、邵洵美、刘呐鸥、张资平、叶灵凤、杜衡、施蛰存、穆时英等人经常聚集在南京东路的新雅茶室三楼东厅，不仅在此地闲话，而且构思写作[[26]林徽音.深夜漫步[A].杨斌华.上海味道[C].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21.]。

三、近代大学学者关系维系的当代启示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交往关系大约可分为亲缘、地缘和业缘三大类。近代大学学者通过各种交往关系进入大学，并在大学内形成多种关系网络。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认为，多学科和以学术为目标的基本格局，造就了大学在组织形式上呈“松散联结”的方式。[[27]王承绪.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128.]近代大学学者关系与伯顿・克拉克所说的“松散联结”有很大相似性。近代大学学者关系往往以固定或松散的组织形式存在，并以不同利益或权力分配方式维系这种关系。借用帕特里克·敦利威的内生性团体和外生性团体两个概念来分析[[28]参阅[英]帕特里克·敦利威.民主、官僚与公共选择——政治科学中的经济学阐释[M].张庆东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62-81.

]，我们可以发现：

外生性团体较少程序上产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有核心成员维系团体存在，成员行动自由，没有较明显的经济利益倾向，进入外生性团体往往需要请托或介绍举荐，情感归属特征明显，缺乏明显的组织化。外生性团体私人化程度很高，人们往往感受到团体行为的存在，但却无法明晰团体的具体界限。内生性团体成员分散，政治倾向性较强。内生性团体领袖一般通过程序产生，并以科层形式任命，组织形式明显。加入内生性团体往往具有契约特征，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

权威的力量需要制度支撑，不然就陷入人治传统的泥淖，但实际上制度的完善并不是万能的，内部制度的完善并不表示管理程序的执行，同时也不能解决宏观政治环境的问题。在当今大学，大学承担责任不断加重，学科分化越来越细，权威分散越发明显，而学科综合化趋势也十分突出，大学学术管理需要国家战略的宏观导引，更需要内部制度的力量加以整合，同时也需要权威以及情感的力量来凝聚人心。参考文献：

[1]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11）.

[2]牟润孙.海遗杂著[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479.

[3]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J].蔡元培先生纪念集[G].北京中华书局1984:178.

[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81-82.

[5]《两地书·原信》(四)(三月十八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6]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M].收入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170.

[7]参见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J].商务印书馆九十年[G].商务印书馆1987:146.

[8]罗章龙.椿园载记[M].三联书店,1984:8.

[9]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三联书店,1997:1-18.

[10]参见顾颉刚.回忆新潮社[A].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C],三联店,1979:124-126.

[11]耿云志.胡适年谱[M].香港中华书局,1986:63-64.

[12]胡适的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5.

[13]顾颉刚.回忆新潮社[A],五四时期的社团[C].三联出版社,1979:124.

[14]参见沈卫威.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的褉集雅聚[J].文艺争鸣,2008(5).

[15]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M].三联书店,1956:294-298.

[16]参阅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后编20)[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7]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一册[Z].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761-2763.

[18]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文汇报,2007,4,15.

[19]方杰人.民国以来的史学[J].《学衡》.1922(1).

[20]沈卫威.我所界定的“学衡派”[J].文艺争鸣,2007(5).

[21]钱玄同.亡友单不奄[A].钱玄同文集[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89-290.

[22]王天根.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J].近代史研究2009(2).

[23]参阅梁漱溟全集[G].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48.

[2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卷（1919-1922）[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715.

[25]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一1939)[M].北京:三联书店2005:213一214.

[26]林徽音.深夜漫步[A].杨斌华.上海味道[C].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21.

[27]王承绪.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128.

[28]参阅[英]帕特里克·敦利威.民主、官僚与公共选择——政治科学中的经济学阐释[M].张庆东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6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