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龚自珍是在清代的统治由盛转衰之际,也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涌现的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社会批判思想上。本文就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的种种方面进行概述并且整理归纳了从清代到近代以来的人物评价,并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拙见。
关键词: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评价
龚自珍年少时喜欢读《汉书》,并且他喜欢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据记载“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笔者认为他长期阅读史书和对王安石的崇拜,是他关心政治,对社会有敏锐的思考的原因之一。再加上他青年时期未入仕途,使得他得以从较为独立的地位来审视他的时代,这对于他的思想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他对当时社会基本形势的判断,定为“衰世”。从他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可以看出“衰世”的特点:类似治世。但是类似治世只是表面上人们的自欺欺人,而本质已然发生了变化。龚自珍的敏锐之处在于当人们处于声音笑貌依旧时,他看到了清王朝即将衰败的本质。笔者认为他的社会批判思想是围绕“衰世”展开的,包括对皇权的批判和对官僚制度的批判。而人们对他的评价与他的社会批判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从他的思想展开分析。
一、批判皇权和官僚制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对思想文化的统治,以清代最为酷烈。清政权大规模禁毁书籍,无非是为了统一思想,打击有不同政见、未足驯良的知识分子,推行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1]P132
龚自珍在《明良论四》中以传说中的“神技”为喻,指出如今“约束之,羁縻之”的情况,强烈抨击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对人才的束缚与扼杀。龚自珍指出疱丁、伯牙、后羿、宜僚四个人毫无办法施展他们的神技了,然后类比现在的情况,又是约束,又是牵制,朝廷中的一二品大臣,早上见到皇帝要摘帽请罪,晚上见到皇帝也要摘帽请罪,议处、察议官员的命令,在京报上不断出现。各部的大臣只是善于统计核对这类琐碎事务,吏部议处各部官员,都察院弹劾吏部,这些互相牵制的事情,没有一个停止过。由此可以见得皇权对于士大夫残忍的约束。
皇权对士大夫的压制除了体现在那些唯唯诺诺的官僚身上,龚自珍自己也是一个被迫害者,他的迫害,更多的来源于封建科举制度,而封建科举制度,也是加强皇权的一种手段。龚自珍一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仕途不顺。他写下了的《秋心三首》表现出了诗人认为无能之辈煊赫一时,而才士皆沦落不偶的心情,体现了他对压制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及其黑暗现实的不满。
龚自珍除了批判皇帝对士大夫的压迫外,也批判封建官僚制度。龚自珍二十三岁时还未进入官场,使得他能以旁观者的眼光审视整个官僚制度,《明良论》就是他此时写下的政论文,这四篇文章,实则是声讨腐朽的官僚体制的檄文。全篇文章主要是批判了当时的官吏,他们少廉寡耻,为了功名利禄而不择手段,龚自珍在文中用了许多比喻来讽刺这些行径。
总的来说,龚自珍揭露清代皇权和官僚制度的腐朽,把社会的丑态暴露出来,是与他对“衰世”的批判相对应的,这些丑态表明封建制度在崩溃,则世必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龚自珍对当时的社会的认定是“衰世”,所以他对社会现实整体持强烈批判的态度,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时弊的文章。而他那冲决封建罗网的大声疾呼,正是使他遭到当时人非难的主要原因。
二、时人评价
在龚自珍的《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第二首中有反映庄绶甲劝诫龚自珍的句子:“文格渐卑庸福近”,但是龚自珍的回答是“不知庸福究何如”。
他的知交魏源写信给他进忠告:“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夫促膝常谈,与广廷异,良友之诤,与酬酢异,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也。”由此可见,就连他最好的朋友对他龚自珍“不择言”的社会批判态度也并不是持赞成态度的,希望他能略加“明哲保身”。
除了好友之外,他的长辈王芑孙也难以容忍。王芑孙是一位比较传统的人,他在《复龚璱人书》中对龚自珍进行了苦口婆心地劝慰:“至于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劝龚自珍不要说不利于这个时代的话,也不要在诗中到处都是骂别人的话语。总之,王芑孙让龚自珍不要太标新立异,指责龚自珍的文章里谈及朝廷时口不择言,这样下去,与“怪魁”没有分别,无法与别人相处。可见,长辈王芑孙对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同样也是不赞成的甚至是带有严厉的批评的。
在龚自珍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外国势力的侵略与国内农民的反抗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一大批忠心维护封建统治的保守文人,越来越惧怕他诗中的思想内涵,于是对龚自珍的批判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洋务派代表张之洞的幕僚朱一新,批评龚自珍“舍康庄大道,而盘旋于蚁封之上,凭臆造人,以诬圣人”,“刻深峭厉,既关性情,荡检偷闲,亦伤名教”。
总的来说,当时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多是充满责备的。据姚莹回顾:“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这句话中的“世颇訾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但是当时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社会批判思想表示赞赏。
段玉裁阅读过龚自珍的《明良论》四篇后,大加赞赏,并在《明良论二》后批注曰:“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甲戌秋日。”不过笔者认为,虽然龚自珍着实有敏锐的眼光,具有高超的社会批判才能,但这样的评价与段玉裁宠爱外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这个评价不能说很有信服力。
当时似乎只有一个张维屏认识到他的价值,对他作出了中肯的评价:“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可见,在张维屏看来,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的价值很大一部分在于他开创了一种风气,毕竟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是不敢谈论时政的,而他,却能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
三、后人评价
龚自珍在当时的“言多奇僻”,在今天说来大抵就是一种“非主流”。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全面。
王元化先生对龚自珍在当时所受的非议表示理解,他说:“在涉及封建社会根本问题方面,他们那种异乎时流的新态度、新眼光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因而他们是孤独的。[2]”
朱维琤先生则对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做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他在《走出中世纪》一书中指出,“这组政治短论,并非什么纪念碑式的鸿篇巨制,却率先打破了雍正、乾隆以来文人不敢议政的死寂气氛”,对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予以了高度评价。这段话中所说的政治短论说的是龚自珍在上海帮父亲处理事务时写下的二十五篇短论的《乙丙之际箸议(塾议)》,其中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司法、学术、风气、水利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尖锐泼辣的批评。朱维琤先生指出了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不全面的不足,也对他开创性的意义表示了肯定。
参考文献
[1]陈铭.《龚自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
[2]王元化.《龚自珍思想笔谈》[C].上海:上海书店,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