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学与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

外语教学与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

何俊泓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 610213

摘要：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18年发布了《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学科教学质量做出定性和某些定量的规定。此举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国标》也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外语教学改革的依据和目标。

关键词：外语教学；中国语言文化

1. 引言

《国标》对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做了明确定位：“外语类专业是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基础包括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外语类专业可与其他相关专业结合，形成复合型专业”。这个定位强调外语类专业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且第一次明确把“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这些既“涉外”又“涉中”、具有双向性内容的研究方向，与“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一起，作为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基础”。在“培养规格”的“知识要求”中，又把“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作为外语类学生应具备的知识之一，与其他知识一起共同形成“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并把它看作外语类专业“专业特色”的体现。以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论述，对新时代外语类学科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仅就《国标》中新增的有关“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内容，分意义、内容和方法三方面来讨论。

2. 外语教学要“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意义

2.1 中国外语教育优良传统的回归

重视中国语言和文化本就是我国外语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特色。说“传统”是因为由来已久，自有外语教学之始就是这么认为、这么实践的。说“特色”是因为除中国外，其他国家的外语教学，几乎没有像中国这样强调本土语言和文化学习的，这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强大使然，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2.2 对语言观和语言教学观认识的升华

提出外语教学要熟悉中国语言文化，既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语言和语言教学问题，是对语言观和语言教学观认识的升华。上面提到的“工具说”，其背后是外语教学中“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而在更深层次，其实是语言观与语言教学观之争。所谓“语言观”，就是对语言的根本看法，是“语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所谓“语言教学观”，就是在不同语言观指导下产生的相应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问题。

3.“中国语言文化”的内容

3.1“中国语言文化”释义

什么是“中国语言文化”？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语言文化”可以有三种理解：

1）语言与文化，两者是并列关系，可英译为language and culture，即语言是语言，文化是文化。两者本身又各包含许多方面，有的甚至还有争论：例如语言是指书面语还是口语，语言是否包含文字，等等；文化则有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表层文化、中层文化、深层文化，等等，都有许多问题可讨论。

2）语言中的文化，两者是包容关系，英译为culture in language或language in culture。前者是语言中蕴含着文化，后者是在文化环境中理解语言。文化是语言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内涵，语言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理解的语言。前者的例子如“梅兰竹菊”在中国的象征意义，“仁义道德”的特殊含义，以及许多谐音拆字产生的文化语义，还有一些人名地名的文化含义等。后者的例子如中国的成语、谚语、典故，很多是外国人甚至现代中国人都很难理解的。有时两者错综在一起，如中国的“吃”文化，就既是语言，又是文化。

3）语言作为文化，两者是等同关系，英文是language as culture。这是把语言本身看作文化的一种形态，讲语言就是讲文化。这就是“语言世界观”主张的，认为语言就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语言与民族的思维方式紧紧相连，因而学习语言就是学习文化，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文化。

本文认为《国标》所说的“中国语言文化”，实际上兼具三义，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本身。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是个同步的过程，中国语言学得深，领悟到的中国文化也会深。比如只能读白话文，就只能了解用白话文记载的现当代文化和以白话文为媒介的传统文化；如果能直接读文言文，就能直接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具备传统语言文字学知识，就更有能力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研究。

3.2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过许多回答。这里从中国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角度出发，提出将中国文化分为传统文化、当代文化和非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三种。之所以这么分，是因为三者传承传播的任务不同。非遗文化主要体现为不可触及的知识、技能、习俗、仪式、工艺、艺术等，如书法和绘画技艺、戏剧、民俗等。其主要任务是传承，而传播的任务则是其次的。不同于当代文化，其主要任务便是传播。而传统文化的任务既有传承，也有传播，而且是先传承，再传播。传统文化曾经离我们远去，如今正在被时代所唤回。它既是中国的传家之宝，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无价之宝，是我们需要“熟悉”的重点。

4. 如何“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4.1 教材

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理想途径是“通过语言学习文化”，这里的“语言”指体现中国文化的原文。也就是通过原文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而不采用概论性的教材。在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下包含尽可能多的中国语言文化内容。翻译专业是外语类专业中最早意识到中文重要性并开设相关课程的。十年前笔者曾应邀为翻译专业编写过一套《中文读写教程》（下称《教程》），实际上除“练习”部分的一些内容外，整部教材的“翻译”特色并不明显，更像是为整个外语类专业开设中文课程的尝试。该套教材出版十年来几乎年年重印，使用者也并不限于翻译专业，可见它有较广泛的适用性。下面以此为例，讨论外语类专业用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编写教材的思路。

《教程》是语言文化综合性的教材，共分四册16个单元，采用文选阅读、中文知识和语言实践三结合的体系。

4.2 教学方法

对教学方法，本文提出两个建议：

1）“教以辅学”。这是由中国语言文化需要学习的“量”决定的。着眼于通盘考虑，《教程》编成了一部可分可合的综合性教材，因此从总量上看似乎有点大。这是因为，数量是质量的前提，没有足够的数量，就很难保证一定的质量。与浩瀚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经典相比，四册书所选的数量简直不足道。有了一定“量”的教材，还需解决“教”特别是“学”的问题。历来教改都会提到以“学”为中心，这对母语母文化的学习特别合适。本文的建议是“教以辅学”，也就是以学为主，以教为辅。教材不妨量大一些，讲授之外，留有足够的余地让学生自学。教师在教学中可采取多种策略，如“精讲、选讲、略讲、不讲、练中讲”等，给学生以帮助。

2）“读文写白”。即阅读以文言为主，写作以白话为主。这是笔者对提高中文读写能力的一个基本主张，《教程》中读的方面文言占三册白话仅一册，写的方面则相反，白话占三册文言仅一册。为什么读要以文言为主？因为文言文凝聚了历代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成熟文体，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主要是通过它流传下来的，多读文言文可领略到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但写要以白话为主，这是因为白话文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运用的主要文体形式，今天已不可能再回到用文言写作的时代，所谓中文写作水平主要体现为白话文写作水平。但正如母语能力是学好外语的天花板一样，文言修养可说是写好白话文的天花板。百年来现代作家、翻译家的写作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本文提出读文写白，从本质上说，这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读文”是为“写白”服务的：非“读文”不足以提高中文修养，非“写白”不足以强化现代文写作能力，“读文”得到的修养，要“内化”为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通过“写白”体现出来。这实际上不仅是对外语类学生的要求，也是对全社会中文使用者的要求，只是对外语学习者来说更重要而已。

5. 余论

“中国语言文化”对中国人来说是基本素养，素养体现在知识上，但又不完全是知识。教材、教学只是催生这一素养的助力，但不是全部。《国标》强调要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具有“中国情怀”等等，这都不是单单通过上课就能解决的。中国语言文化素养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1][冯桂芬].1861/1998.A proposal of adopting Western learning[A].In Guifen Feng.Proposals from Jiaobin Study[C].Zhengzhou:Zhongzho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9-213.[采西学议。载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作者简介：
何俊泓，男，湖南衡阳（2000.09.03）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