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通过分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1储存库与HIV感染/艾滋病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良的相关性，探讨HIV-1储存库对免疫重建功能的影响。方法筛选抗反转录病毒治疗2年以上、HIV RNA低于检测下限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219例，其中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195例，商丘市立医院12例，周口市传染病医院12例。采取横断面调查，采集外周静脉血检测HIV RNA和T淋巴细胞亚群，并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进行HIV-1 DNA检测。统计学方法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采用拟合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分析HIV-1储存库对HIV感染/艾滋病患者发生免疫重建不良的预测价值。结果免疫重建不良患者121例，免疫重建良好患者98例。免疫重建不良组的HIV-1 DNA为(2.50±0.52)拷贝/1×106 PBMC，高于免疫重建良好组的(2.11±0.66)拷贝/1×106 PBM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78，P<0.001)。免疫重建不良组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为192(139，227)/μL，低于免疫重建良好组的573(457，730)/μ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2.68，P<0.001)。HIV-1 DNA与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CD8+T淋巴细胞比值均呈负相关(调整年龄和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时间的影响后r＝-0.277、-0.316，均P<0.001)；HIV-1 DNA预测免疫重建不良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679(95%可信区间为0.604~0.750)，临界值为100拷贝/1×106PBMC时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90.13%和42.91%；CD4+/CD8+T淋巴细胞比值预测免疫重建不良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905(95%可信区间0.863~0.942)，临界值为0.536时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77.68%和89.84%。结论HIV-1储存库与HIV感染/艾滋病患者免疫重建不良的发生相关，HIV-1储存库高于100拷贝/1×106PBMC且CD4+/CD8+T淋巴细胞比值低于0.536可作为发生免疫重建不良的预测指标。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失败后的耐药状况。方法纳入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于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行抗病毒治疗失败的156例艾滋病患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1耐药采用HIV-1 ViroSeq™基因型检测法，与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数据库(http：∥hivdb.stanford.edu/)比对检测结果。结果156例抗病毒治疗失败的艾滋病患者中，有122例(78.21%)发生了耐药。106例(67.95%)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其中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阿巴卡韦3种药物同时耐药的患者104例(66.67%); 118例(75.64%)对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对依非韦伦和奈韦拉平同时耐药118例(75.64%); 7例(4.49%)对蛋白酶抑制剂耐药。122例耐药患者中，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位点为16个，M184V/I位点突变次数最高，为87次(71.31%)；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位点13个，K103N/R位点突变49次(40.16%)；蛋白酶抑制剂耐药位点11个，A71V/T位点突变49次(40.16%)。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中高度耐药者102例(83.61%)，对依非韦伦、奈韦拉平中高度耐药者117例(95.90%)，这些药物一旦发生耐药即呈现中度或高度耐药。对齐多夫定、替诺福韦、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中高度耐药者分别为29例(23.77%)、48例(39.34%)、5例(4.10%)，这些药物耐药屏障相对较高。结论抗病毒治疗失败的艾滋病患者的耐药发生率高，多重耐药现象严重，且耐药位点存在多样性。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上海地区急性胃肠炎患儿感染诺如病毒(norovirus, NoV)的基因特征情况。方法收集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上海市儿童医院门急诊急性胃肠炎患儿的粪便标本709份，采用实时荧光RT-PCR方法对NoV进行初筛，使用普通RT-PCR方法，分别用VP1、RdRp区和跨RdRp-VP1区引物对部分NoV阳性标本进行分型鉴定。应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使用生物信息学软件对NoV基因序列进行同源性、系统进化及重组性分析。结果经实时荧光RT-PCR检测，709份粪便标本中NoV阳性的标本为265份，阳性率为37.4%(265/709)。基于NoV RdRp和VP1区的测序分析，NoV阳性标本中共检出7种不同的基因型，分别为GⅡ.P16-GⅡ.2、GⅡ.P12-GⅡ.3、GⅡ.Pe-GⅡ.4_Sydney 2012、GⅡ.P7-GⅡ.6、GⅡ.P8-GⅡ.8、GⅡ.P21-GⅡ.13和GⅡ.P17-GⅡ.17型，其中以GⅡ.P16-GⅡ.2型所占比例最高，为30.6%(34/111)，其次为GⅡ.Pe-GⅡ.4_Sydney 2012型(27.0%，30/111)和GⅡ.P12-GⅡ.3型(24.3%，27/111)。本研究发现2株新的NoV重组株GⅡ.P21-GⅡ.13，其重组位点位于ORF1/ORF2的交接区。NoV在每个月份皆有流行，但每个月份的主导基因型不尽相同。男女患儿的NoV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9)，而不同年龄组患儿的NoV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以>11～12岁和>2～3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高。结论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上海地区以GⅡ.P16-GⅡ.2、GⅡ.Pe-GⅡ.4_Sydney 2012和GⅡ.P12-GⅡ.3 NoV重组株流行为主，并发现2株新的NoV重组株GⅡ.P21-GⅡ.13散在流行。跨ORF1/ORF2的基因序列测定，有助于更好地了解NoV的基因分型和重组情况。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胃腺癌错配修复（MMR）蛋白表达和EB病毒感染的情况，并探讨MMR状态和EB病毒感染状态与胃腺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方法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8月至2020年4月期间，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行胃癌根治术、术后病理确诊为胃腺癌、临床病理资料完整的病例资料。复核患者的MMR免疫组织化学和EB病毒编码区（EBER）原位杂交的肿瘤组织切片，分析MMR及EBER表达状态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研究主要观察指标为蛋白病理检测结果，包括MMR状态、微卫星不稳定（MSI）表达情况、是否有EB病毒，以及MMR完整（pMMR）组和MMR缺陷（dMMR）组胃腺癌患者MMR、EBER状态与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共纳入886例胃腺癌病例，包括术前接受新辅助放化疗的患者98例。其中男性613例（69.2%）；中位年龄60（22~83）岁。831例（93.8%）为错配修复完整（pMMR）；55例（6.2%）为错配修复缺失（dMMR）。在dMMR病例中，47例（85.5%）为MLH1和PMS2双缺失，1例（1.8%）MSH2、MSH6双缺失，4例（7.3%）PMS2蛋白单独缺失，2例（3.6%）MSH6蛋白单独缺失，1例（1.8%）MSH2蛋白单独缺失；51例（5.8%）PMS2缺失，47例（5.3%）MLH1缺失，3例（0.3%）MSH6缺失，2例（0.2%）MSH2缺失。在具有EBER病理结果的871例胃腺癌患者中，43例（4.9%）为EBER阳性。单因素分析显示，dMMR与本组胃腺癌患者女性（χ2=10.962，P=0.001）、肿瘤位于胃窦（χ2=9.336，P=0.020）、Lauren分型为肠型胃癌（χ2=9.718，P=0.018）、肿瘤浸润深度为T3（χ2=25.866，P<0.001）以及TNM分期为Ⅱ期（χ2=15.470，P=0.002）有关，但与患者年龄、肿瘤分化程度、组织学类型、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和Her-2免疫组织化学评分无关（均P>0.05）；EBER阳性与本组胃腺癌患者男性（χ2=9.701，P=0.002）、肿瘤位于胃底和胃体（χ2=17.964，P<0.001）、伴淋巴样间质的癌（χ2=744.073，P<0.001）以及肿瘤低分化（χ2=13.739，P=0.010）有关，但与患者年龄、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TNM分期和Her-2免疫组化评分无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本组病例中，dMMR的病例均为EBER阴性，EBER阳性的病例均为pMMR。结论胃腺癌dMMR病例与EB病毒阳性病例没有交叉，提示不同分子分型的胃癌具有不同的发生发展机制；dMMR或EBER阳性与Her-2阳性在某些病例中可以重叠；根治术后的胃腺癌患者如为女性、肿瘤位于胃窦、TNMⅡ期、T3以及Lauren分型为肠型，应检测MMR状态；如为男性、肿瘤位于胃底和胃体、伴淋巴样间质的癌以及肿瘤低分化，应检测EBER分子表达情况，以期为进一步的临床治疗提供决策依据。

简介：摘要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蛋白的自动化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已在多家医院的病理科开展且较为成熟，但仍存在因肿瘤背景复杂、癌细胞少且分散而难以评价MMR蛋白表达的问题。我们摸索出了利用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仪进行某一MMR蛋白和细胞角蛋白（CK）8/18的免疫组织化学双重染色方法，能够在复杂背景中清晰地勾勒出癌细胞，同时显示其细胞核MMR蛋白表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