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可能导致潜在心脏损伤，本研究旨在探讨COVID-19患者的心电图改变及心律失常的发生情况。方法对2020年2月10~26日武汉亚心总医院隔离病区收治的93例COVID-19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采集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心电图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等指标。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93例患者中男51例，女42例，中位年龄为65岁。12例患者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治疗（ICU组）。48.4%（45/93）患者存在基础心脑血管疾病。ST-T改变为最常见的心电图改变，占40.9%（38/93），其次为心律失常30.1%（28/93）。入院患者中23.7%（22/93）血清肌钙蛋白T（cTnT）水平升高，其中超过参考值上限5倍的患者比例为7.5%。与非ICU组相比，ICU组患者心电图异常Q波比例更高（33.3%对3.9%，P=0.006）。结论部分COVID-19患者会出现心电图异常及心脏损伤，对于合并基础心脏疾病患者应密切关注其心电图改变和潜在心律失常，预防不良临床事件发生。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北京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患者合并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并探索影响合并感染的相关因素。方法对北京地区HIV/AIDS定点治疗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长期随访的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的13 253例HIV感染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排除未进行HBV标志物检测的患者1 681例， 共有11 572例HIV感染者纳入研究，其中HIV合并HBV感染的患者532例（4.6%），主要为青壮年（28~48岁）男性，占 85.9%，感染途径以同性性传播为主（74.8%）。87.4%的合并感染患者基线治疗接受了包含拉米夫定（3TC）、替诺福韦（TDF）两种抗HBV药物的治疗。2013—2018年，HIV合并HBV感染的年新增感染率呈波动性下降的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37%、4.55%、3.92%、4.68%、4.24%和2.74%。HIV合并HBV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28~48岁比<28岁，OR=2.807， 95%CI 1.241~6.345）以及婚姻状况（已婚比未婚，OR=1.259， 95%CI 1.004~1.579）。结论北京地区HIV合并HBV感染率为4.6%；2013—2018年HIV合并HBV的年新增合并感染率呈下降趋势。青壮年（28~48岁）已婚HIV感染者合并HBV感染的风险较高。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术前高压氧处理对冠状动脉搭桥术患者术后血清Tau蛋白、磷酸化Tau蛋白（pTau）及β-淀粉样蛋白1-42（Aβ1-42）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12月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接收的80例预行冠状动脉搭桥术患者，依据简单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例。对照组男27例、女13例，年龄（53.01±8.16）岁；观察组男24例、女16例，年龄（54.51±7.90）岁。对照组给予常规术前处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高压氧处理措施。术后1周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两组患者血清Tau、pTau及Aβ1-42水平，依据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比较两组术后认知功能水平、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并记录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术后1周，观察组Tau、pTau水平低于对照组，Aβ1-42水平高于对照组（t=5.690、7.054、10.300，均P<0.001）；术后，观察组MoCA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t=4.776，3.688、2.860、6.870、4.308、2.611、5.908、4.567，均P<0.05）；观察组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12.5%（5/40）比 32.5%（13/4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88，P=0.032）；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25，P=0.723）。结论术前高压氧处理能够减轻冠状动脉搭桥术后血清Tau、pTau、Aβ1-42水平异常变化，改善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降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且安全性较高。

简介：在新时代对老龄工作提出创新思路新要求的背景下,“互联网+”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在农村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大潮中应运而生。“互联网+”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具备居家式的养老环境、电子化的个人基本信息系统、全方位的监控体系、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信息系统、全方位赋能的社交网络等独特优势,为进一步满足现代农村老年群体需求提供了新契机。面对农村老年群体家庭养老模式的巨大需求,应当充分利用国家、地方提出的一系列倡导发展“互联网+”养老产业的利好政策,克服“互联网+”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中存在的养老数据库未建成、健康监控体系配套待健全、系统安全需规范等不足,直面边缘化老人福利、规范化养老产业、专业化服务人员等行业挑战,从制度立法、财政支持、配套设施、企业研发、慈善力量入手,构建完善的“互联网+”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以弥补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之缺陷,完善家庭养老模式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