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通过对S省LY市一起保障房住户集体“扩权”事件的调查,发现保障房住户群体进行权利诉求的新的社会现象.这些群体与以往权利受损者因为自身利益受损和争取某种合法权益进行的抗争不同,他们是在获得了保障房后,由于对物业管理的不满和保障房居住中导致的日常生活的新困难,针对基层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的群体性申诉.集体行动源自于他们获得保障房这个事实本身,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对国家根深蒂固的“依赖意识”,这种意识在市场化背景下通过国家福利政策被“唤醒”.群体诉求的条件是具备了政治机会结构、相应的组织条件和空间条件.群体“扩权”反映了住房保障制度实践不仅是一种来自上层的文本化的制度体系,而且终究应该是各方共同参与的制度创新过程.

简介：住房保障制度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自上而下＂落实并推进。起始阶段主要采用＂数量控制＂的方法,以加快保障房建设来保证住房困难群体居有其所。然而,实践过程中数量控制也产生诸多弊端和意外后果。基层政府为了取得任务数量目标与现实保障目标之间的平衡,将保障房任务向社会分解,导致单位福利房、商品房与保障房之间的混淆。随着住房保障的推进,未来的制度设计宜致力于平衡数量控制的刚性与效用控制的弹性,做到因地因时制宜,以满足地方需求并提高居住质量为目标追求,在制度设计上保持中央宏观政策目标与地方实践的有机统一。

简介：保障房的退出是让那些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不再具备享受保障房资格的家庭退出保障房，以便为社会上的困难群体提供更多住房机会。保障房的退出有利于在控制增量的前提下实现保障房的供需平衡，因此具有较大政策意义。通过对保障房退出影响因素的实地研究，发现保障房的退出受到政府动机和执法成本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城市保障房的紧迫程度不同，因而对退出机制的需求以及由之产生的政策动机也不同。保障房的退出如果运用法律规制，则由于执法成本高，难以取得理想效果。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城市保障房退出当下并不能完全依赖国家层面的普遍的法律规定，而应进行多层次的制度建构。其中，宏观层面的法律制度，中观层面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和微观层面的社会管理制度是保障房退出领域制度建构的基本框架。

简介：制度变迁是住房弱势群体形成的重要原因。其“弱势”主要表现在住房获得能力的低下与住房获得机会的缺乏,其形成过程受到社会转型背景下时间因素、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影响。住房保障制度应当从住房弱势群体的制度化成因出发进行改革创新,不仅要面对低收入群体,而且要从制度源头上和制度空白地带关注住房弱势群体,充分反映住房保障制度的公平理念。

简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众传播事业的发达,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愈来愈显著。社会发展要求大众传媒的传播行为与社会经济、文化整体水平相适应。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社会问题具有特殊性。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影响社会大众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这一历史阶段应发挥特有的社会作用,肩负重要的社会责任,以促进社会的顺利转型。同时,它应不断克服自身的弊端,树立良好的媒介形象,不断调适自身的传播行为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简介：单位组织曾经是中国城市社会基本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单元，也是一种传统的利益表达机制，社会秩序的基础。改革以来单位体制逐步衰落，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传统的依靠单位组织进行利益表达的机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产生了由单位组织到利益集团的结构转向。建立以利益集团为载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新时期社会秩序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