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两大法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可以概括为"控方证人"和"普通证人"两种模式,两者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诉讼理念和价值取向。中国的侦查人员基本不出庭作证,实践中通行的是"情况说明"模式,主要通过提交书面说明材料的方式作证。这种模式的形成与我国的诉讼结构、庭审方式、业绩考核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等因素息息相关。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在法定情形下必须出庭作证,但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实践都表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个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保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实施,必须改革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构建以裁判为中心的纵向诉讼构造,提高庭审效率和律师辩护技巧,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救济。

简介：两大法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以分为＂控方证人＂模式和＂普通证人＂模式。＂控方证人＂模式以保障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为理念,要求侦查人员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而＂普通模式＂以查明真相为首要目标,赋予法官传唤、询问侦查人员的诸多权力。两种模式之间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诉讼构造、哲学观和证据法等。中国的＂情况说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侦查人员不出庭,其根源在于诉讼构造、庭审方式、业绩考核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

简介：两个证据规定创制了中国独特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它既是保障证据真实性、减少冤假错案之刑事政策的需求，也体现了立法对中国目前侦查活动的特殊关照，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妥协产物。但由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充斥着实体真实主义的色彩，其补正的范围没有得到适，当的限制，补正的方法在逻辑层面上也存在值得反思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