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卡托普利(CAP)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坎地沙坦(CAD)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1型糖尿病(T1DM)小鼠模型中肺动脉病理形态学、血管张力、舒张功能和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实验研究。选用6~8周龄雄性C57BL/6J小鼠，使用简单随机分组法分为T1DM模型组和正常对照(NC)组，模型组采用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的方法造模。将成模小鼠使用简单随机分组法分为T1DM组、T1DM+CAP组和T1DM+CAD组，对后两组使用灌胃手法给予CAP(100 mg·kg-1·d-1，4 d)和CAD(100 mg·kg-1·d-1，4 d)。检测4组小鼠的血糖、体质量变化，对肺动脉进行HE染色、Masson染色及超氧化物阴离子荧光探针染色，测定肺动脉血管张力和舒张能力。结果4组小鼠第7天体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8.97，P<0.001)，与NC组比较，T1DM组、T1DM+CAP组和T1DM+CAD组体质量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T1DM组、T1DM+CAP组和T1DM+CAD组小鼠血糖在注射STZ第4天血糖值超过11.0 mmol/L，提示T1DM模型造模成功。4组小鼠第7天血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1.55，P<0.001)，与NC组比较，T1DM组、T1DM+CAP组和T1DM+CAD组血糖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4组1、10 μmol/L NE刺激下的肺动脉血管张力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8.84、14.36，P值均<0.05)。与T1DM组比较，1 μmol/L NE刺激下其余3组的肺动脉血管张力高，10 μmol/L NE刺激下其余3组的肺动脉血管张力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与T1DM组(42.67%±3.06%)比较，NC组肺动脉血管舒张比例(80.50%±5.51%)高；T1DM+CAP组(54.71%±4.56%)和T1DM+CAD组(70.07%±10.00%)的舒张比例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链脲佐菌素引起的T1DM可引起小鼠肺动脉结构损伤和功能紊乱，表现为管壁增厚、胶原纤维含量增加，氧化应激水平增强，收缩和舒张功能受损。CAP和CAD可能通过降低肺动脉氧化应激水平对糖尿病小鼠的肺动脉起到保护作用。

简介：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出现使得全球公共卫生机构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为"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其传播性强，检测效果欠佳，暂无特效药及疫苗等问题使得对其防、控、治面临很大困难。有鉴于此，在常规治疗COVID－19的基础上，对于COVID－19并发症的防治也至关重要。随着COVID－19诊治患者的增加，一线临床医师在实践中发现部分COVID－19患者在常规抗感染等疾病治疗过程中病情会突然恶化，伴随凝血功能异常、D－二聚体显著升高，甚至出现猝死。这种明显不同于感染加重导致的疾病进展，提示我们要同时关注COVID－19患者是否存在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 ，DVT)脱落后发生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 PTE)可能。鉴于院内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lism ，VTE)的可防可控，建议在COVID－19的防控和救治过程中，积极评估住院患者VTE风险，对VTE高风险患者实施有效的预防。对于突然出现氧合恶化、呼吸窘迫、血压下降等临床表现者需警惕PTE的发生，并及时给予相应治疗。

简介：摘要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指血液在深静脉内的异常凝结引起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DVT脱落可引起肺血栓栓塞症（PTE），DVT与PTE相互关联，是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在不同部位和不同阶段的两种临床表现形式。基于风险评估的预防策略要求对住院患者进行VTE风险评估和出血风险评估，根据风险程度主动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包括基本预防、药物预防和机械预防。机械预防的原理主要是模拟人体活动时腿部或足底肌肉收缩对下肢静脉的压迫作用，加速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少血液瘀滞，从而降低DVT风险。间歇充气加压装置（IPC）是利用循环充气和放气加强深静脉的血液流动，达到预防血栓的作用。在有中危和高危VTE风险患者中，IPC可在高出血风险的患者中单独使用，也可无高出血风险的患者中与其他药物或机械预防方法联合使用。尽管最新的研究并未证实IPC的有效性，但是大部分研究对IPC在不同患者中的疗效得到证实。在临床上可以考虑单独使用IPC，IPC联合其他机械预防手段，或者在抗凝药物预防基础上联合IPC预防，可为患者带来更多的获益。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呼吸科医生对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的认知情况与诊治现状。方法根据CTEPH诊治中的相关问题设计问卷，针对774家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协作组、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专科医联体单位的负责医生和联络医生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 038份（1 038/1 211，85.7%），并对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多数（769/1 038,74.1%）参与调查医生就职于三级及以上医院，中级及以上职称占88.5%(919/1 038)。绝大多数医院常规开展超声心动图（99.3%）和CTPA检查（94%），部分医院可进行肺通气灌注（V/Q）扫描（31.3%）和右心导管检查（38.5%），仅少数医院开展CTEPH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手术（8.0%）与球囊肺动脉成形术（10.4%），不同级别医院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9.6%的医生自我评价熟悉CTPA的影像学阅读方法，19.9%医生熟悉V/Q扫描的阅读。88.5%的医生赞同CTPA是CTEPH患者的首选筛查方法，指南符合率仅3.9%。53.9%医生的观点符合指南，认为CTPA阴性可以除外CTEPH。79%的医生支持CTEPH患者终生抗凝治疗，70.8%的医生认为CTEPH应首先评估是否适合手术治疗。结论目前在CTEPH诊治中存在以下问题：V/Q及右心导管开展不足，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手术及球囊肺动脉成形治疗尚不普及，呼吸科医生不熟悉CTEPH相关影像学解读方法与治疗指征等，有必要针对以上问题进一步推广CTEPH的规范化诊治方法。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医院相关性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临床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入选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确诊为急性VTE的患者。根据患者VTE事件是否发生在住院期间或发生VTE前90 d内是否有住院经历（内科患者住院超过2 d或外科患者在麻醉下进行手术）分为医院相关性VTE组（HA-VTE组）和社区相关性VTE组（CA-VTE组）。比较两组之间基线资料、临床表现、危险因素、结局事件之间的差异。结果本研究共纳入437例急性VTE患者，HA-VTE组266例，CA-VTE组171例。在危险因素方面，CA-VTE组更多合并静脉曲张、久坐、长途旅行，HA-VTE组更多合并近期手术（<1个月）、卧床、活动性恶性肿瘤、肺部感染、急性脑梗死、骨折、中心静脉置管等危险因素（均P<0.05）。CA-VTE组患者下肢疼痛、呼吸困难、胸痛、胸闷等临床症状均显著高于HA-VTE组（均P<0.05），HA-VTE组患者合并较少临床症状但猝死比例更高（0比3.4%，P=0.035）。在HA-VTE患者中，有92.8%的患者VTE发生在住院期间及出院后1个月内，中位时间为13 d。在全因死亡率方面，HA-VTE组高于CA-VTE组（8.3%比1.2%，P<0.001），其中住院期间发生VTE的患者高于出院后90 d内发生VTE的患者（12.2%比3.4%，P<0.001）。结论超过半数VTE事件的发生与近期住院经历相关。与CA-VTE相比，HA-VTE的常见危险因素不同、合并较少临床症状但全因死亡率更高。应增加对于住院患者VTE的关注，减少HA-VTE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