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究不同临床相双相障碍患者的静息态脑功能局部一致性特征，寻找双相障碍的素质性影像学标记。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纳入符合DSM-Ⅳ-TR诊断标准的169例处于不同临床相的双相障碍患者［双相障碍组，其中双相抑郁组68例、双相（轻）躁狂组29例、双相缓解组72例］及性别、年龄与之匹配的113名对照者（对照组）。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估患者组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采用杨氏躁狂评定量表评估躁狂症状严重程度，采用正性和负性情感量表评估正性和负性情绪程度；同时采集所有被试者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最终64例双相抑郁患者、28例双相（轻）躁狂患者、66例双相缓解患者和112名对照者纳入分析。采用局部活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分析静息态脑功能影像学特征，对4组被试者的ReHo值进行协方差分析，提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ReHo值进行事后检验，并分析4组患者静息态脑功能影像学特征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双相障碍组和对照组的ReHo值差异脑区为双侧小脑后部（左侧F=11.41，右侧F=10.45）、双侧距状皮质（左侧F=10.60，右侧F=9.59）和右侧颞上回（F=10.58）。与对照组相比，双相抑郁组、双相（轻）躁狂组、双相缓解组左侧小脑后部ReHo值降低（均P<0.01），右侧小脑后部（均P<0.05）、双侧距状皮质和右侧颞上回（均P<0.01）ReHo值升高。双相障碍患者右侧距状皮质ReHo值与负性情绪程度呈显著负相关（r=-0.17，P=0.04，未校正）。结论双相障碍患者各临床相均呈现双侧小脑后部、双侧距状皮质和右侧颞上回局部活动一致性改变，提示小脑、视觉网络和感觉运动网络的脑功能改变可能是双相障碍的素质性神经病理学改变。

简介：摘要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高致残性精神障碍，其病因和病理机制复杂。既往抗精神病药主要通过作用于多巴胺2型受体发挥疗效，对阴性症状和认知损害症状的疗效欠佳且出现较多的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功能康复。因此，作用于新靶点的抗精神病药的研发显得尤为迫切。SEP-363856是基于表型筛选策略发现的一种不与多巴胺2型受体结合的独特抗精神病药，临床前研究数据表明，SEP-363856的疗效可能与激活痕量胺相关受体1和5-羟色胺1A受体有关，该药的发现有望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本文中简要介绍了SEP-363856的研发历程，包括临床前研究结果及最新的临床试验数据，便于读者了解这一新型抗精神病药。

简介：摘要目的评估快感缺失量表（Dimensional Anhedonia Rating Scale，DARS）中文版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中应用的信度和效度。方法纳入符合DSM-Ⅳ中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患者136例（患者组）和健康对照者30名（对照组），采用中文版DARS、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17item，HAMD17）及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对受试者进行评估，对中文版DARS的Cronbach ɑ系数、重测信度和验证性因素进行分析，并以HAMD17和HADS为金标准检验其校标效度。结果中文版DARS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7，各维度α系数为0.89~0.96；量表总分重测信度组内相关系数为0.97，各维度的重测信度组内相关系数为0.89~0.95 (均P<0.01)；中文版DARS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χ2/df=2.02，GFI=0.88，RMSEA=0.08，CFI=0.96，TLI=0.96；中文版DARS总分及各维度评分与HAMD17的第7个条目（工作和活动）、HADS的5个条目评分均为负相关(r=-0.38~-0.52、-0.57~-0.75，均P<0.01)；患者组中文版DARS总分及各维度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文版DARS在抑郁症患者中应用的信度、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该量表可用于评估我国抑郁症患者的快感缺失症状维度。

简介：摘要流行病学调查提示妊娠女性使用抗精神病药的频率在不断增加。然而，孕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的安全性证据缺乏，孕期能否使用抗精神病药仍然存有争议。我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至今没有批准任何抗精神病药可以在孕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的胚胎毒性不能排除。目前有限的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证据提示孕期服用抗精神病药可能对子代远期神经发育具有潜在不良影响。

简介：摘要目的调查抑郁症共病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 anxiety disorder, GAD）的流行情况并探索潜在的发病风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多中心、横断面研究，共纳入国内9家中心的1 086‌例抑郁症患者。采用MINI诊断抑郁症和GAD，使用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s Scale，LES）和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分别评估生活应激水平和童年期虐待。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17 item, HAMD17）、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以及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文版（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short scale for China, EPQ-RSC）评估患者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人格特点。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单因素回归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临床特征、生活应激和社会心理因素与抑郁症共病GAD的关系。结果1 086‌例抑郁症患者中，276‌例（25.4%）共病GAD（共病GAD组），810‌例（74.6%）不共病GAD（不共病GAD组）。共病GAD组的患者存在成年期应激的比例高于不共病GAD组［60.2%（165/276）与39.9%（321/810）, χ²=33.993，P<0.01］，2组在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共病GAD组患者的神经质水平更高、外向性水平更低。Logistic回归校正混杂因素后显示，成年期应激（OR=1.720，95%CI 1.262~2.343，P<0.01）和高神经质水平（OR=1.211，95%CI 1.141~1.286, P<0.01）与抑郁症共病GAD有关。结论成年期应激和神经质水平高可能是抑郁症共病GAD的潜在风险因素，这为抑郁症患者亚群进行更针对性的干预治疗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