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一个好的刊物,既可以推动学术事业,更可以培植学术队伍。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说,好的刊物就是好的导师。我想起《中国语文》。我给《中国语文》投稿,开始于1956年。当时,刚大学毕业,是个21岁的青年。《中国语文》1957年8日号发表我的小文章《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我固然为文章的发表而高兴,但更高兴的却是编辑部对文章的删节压缩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使我悟出了写文章、改文章的一些道道。从此,我经常从“悟道道”的角度学习《中国语文》上发表的各位学者的文章。哪怕是很小的文章,也要探测一番:文章的优点在哪里?作者是怎么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又是怎么安排论点和组织材料的?我总以为,《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体现了《中国语文》的严谨的学风和凝炼的文风,只要认真学习,定能有所前进。凡是《中国语文》对我的文章所提的意见,我从来都是极其认真地对待的。有这么一件事:1965年7月,我给《中国语文》寄了一篇《关于独词句充当分句》,这是一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几个月后,编辑部寄还这篇短文,并附了一信。信的全文如下:×××同志:
简介:<正>一撇开具体问题的分歧不说,张寿康同志的《说“结构”》(《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和李人鉴同志的《对〈说‘结构’〉一文的看法》(《中国语文》1979年第3期,以下简称《看法》)在结构类型的研究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说“结构”》比较重视结构的个性,强调结构的“丰富多采”,认为“可能还有一些结构,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对结构的特点和功能也摸得不透。”《看法》则注重共性,强调“归并”,认为除虚词结构外,完全可以归并到“主谓结构”、“联合结构”、“偏正结构”、“正补结构”这四种结构之中,作者用相当大的篇幅对《说“结构”》所列举的一些结构进行了“归并”。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目前,用“可以归并”的办法,能否解决现代汉语“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