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通过在白洋淀人工种植菱(Trapabispinosa)和莲(Nelumbonucifera),建立生态修复工程区,研究水生植物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效果.结果表明,在菱和莲种植区内,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菱种植区比对照区平均增加了0.55m,提高幅度达65%,莲种植区平均增加了0.21m,提高幅度达52%;浮游植物密度显著降低,菱种植区比对照区降低了1.15×107ind/L,莲种植区降低了8.24×107ind/L;生物多样性保持较好,Shannon-Wiener物种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都显著高于对照区.2009年7~9月,菱的生物量、氮和磷含量以及氮、磷积累量都在7月30日达到峰值,水体透明度也最高,此后氮、磷积累量逐渐下降,到9月30日菱种植区水质反而劣于对照区.莲的生物量和氮、磷积累量明显大于菱,至9月30日,氮、磷积累量仍分别达7.85g/m2和2.17g/m2.
简介:生态足迹是目前较通用的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利用生态足迹模型与其他指标结合,可以测算生态赤字(盈余)、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万元GDP足迹等反映区域生态安全状态的定量指标.本研究计算了2002-2008年福建省人均生态赤字及生态足迹压力指数,得到全省生态压力的变化趋势.利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2009--2014年福建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与承载力、人均建筑用地生态足迹与承载力、人均生态赤字及生态足迹压力指数,结果表明,若继续沿着2002--2008年的发展模式,福建省在未来几年内生态安全将面临极大威胁,全省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刻不容缓.
简介:利用2009年福州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模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参保意愿分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暂时不参加3种不同的选择.这种多样化的选择特征不仅受制于其个人和就业特征,同时还与其流动状态和流迁方向的多元分化密切相关,而且决定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集中体现了现有制度设计中的一些关键要素,例如缴费年限、缴费方式、缴费对象、缴费金额以及统筹层次等问题.
简介:当前,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展使得原来以植被、水体为主的自然景观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不透水面为主的人工建筑物,这一改变已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以海峡西岸中心城市——厦门市为研究区,以1989年、1996年和2009年的Landsat-5TM影像为主要数据源,采用归一化差值不透水面指数(NDISI),研究了厦门市在这期间的不透水面分布的时空变化.结果发现,厦门市不透水面面积在这20年间扩展了近7倍,其增长主要占用了大面积的植被和水体.回归分析表明城市不透水面-9地表温度呈明显的指数型正相关关系,而与植被、水体面积呈线性负相关关系.
简介:本研究引入重心模型,采用1998-2008年江苏省经济和能源消费数据,计算出各年份GDP、工业产值、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的演变路径,从移动方向、移动距离、路径对比和空间相关性多角度阐释了经济重心和碳排放重心的动态变化和空间联系.结果显示:经济重心和碳排放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偏移,2006年后出现略微的北移迹象;11年间重心移动距离排序为:碳排放重心(32.1km)〉人均碳排放重心(29.6km)〉GDP重心(14.6km)〉工业产值重心(10.9km);相较于经济重心而言,碳排放重心的空间位置偏向于省域的西北方向;经济重心和人均碳排放重心在空间上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
简介:地下水在饮用水、灌溉农田和工业生产供水中占有重要地位,湛江市的发展离不开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湛江市的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污染,水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本研究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湛江市市区在2001年和2011年丰水期期间中浅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点的水质状况进行评价分析,探讨了10年间湛江市地下水水质状况的变化,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2001年Ⅰ类水仅占13%,Ⅴ类水比重高达67%,2011年接近一半的监测点属于Ⅴ类水,超过六成的监测点处于Ⅳ、Ⅴ类水.对比2001年和2011年可以看出,2001-2011年期间湛江市市区中浅层地下水水质状况未有明显变化,地下水受污染程度严重,主要污染物为NH4+,NO2-和Fe.
简介:农户对自然资源保护的态度被认为是保护区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中,了解农户对自然资源保护的态度是必要的。在秦岭南坡朱鹮(Nipponianippon)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采用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了115份农户数据,通过农户对环境和朱鹮保护的态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有序选择模型分析发现,多数农户(66.09%)对朱鹮保护持积极态度,农户对保护朱鹮的态度与意愿之间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5(n=115,p〈0.01);住在保护区内的农户对环境和朱鹮保护的态度可能更积极,在保护中收益更多的农户对环境和朱鹮保护的态度更为积极,承受较高保护成本的农户对环境和朱鹮保护的态度较为消极;社会人口学变量中的家庭收入对农户对环境和朱鹮保护的态度有消极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对环境和朱鹮保护的态度有积极影响,然而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对环境和朱鹮保护的态度影响便不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