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把安全刑法定义为保证风险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并探讨了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的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

简介：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独特的个性特征，使他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卓尔不群，不仅开辟了一条举世无双的中国革命之路，并开创了古老中国的伟大新时代，创造了不同凡响的人生业绩。研究毛泽东成功的个性因素，有助于我们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为培养跨世纪的新型管理人才开启一些思路，找到一些启发。

简介：马克思的“新社会因素”论对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和走向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界在理解和运用该论断时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新社会因素”论，不仅要依据马克思的具体阐述，更要把它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当中来认识，这样才自匕得出客观的结论。

简介：作为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产物，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共享着相同的时代背景，虽然二者的总体规划不尽相同，但在各自的主题化论述中却有着共同的关注点，我们将在意识形态与霸权、多元决定与政治自主性以及相遇与链接的对比研究中呈现后马克思主义中的阿尔都塞因素，呈现阿尔都塞的理论因素如何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阐述阿尔都塞对当代激进政治理论话语的建构意义。

简介：马克思十分强调非理性因素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布鲁纳的发现教学也很重视非理性因素对创新的作用。而这正是作为一种竞技性的传统教育所忽视的。传统教育以对象性尺度为目标,舍本逐末,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发现教学从实践出发,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评价体系,积极鼓励受教育主体的主动学习,使教育过程真正实现人的内在尺度和对象尺度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和谐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情感、意志、志趣、直觉、灵感等正向激发,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进而达到极高的审美体验,这充分展示了教育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的追求。

简介：教育援藏有别于对口支援西藏制度体系下的其他部分，有自身独特的逻辑。谁援藏，在藏期间如何行为，是整个教育援藏的重心。本研究以高等教育援藏干部选派为分析对象，引入制度分析而非政策分析，关注制度过程中的组织因素，认为教育援藏首先是组织行为。以此基础对政策约束下的理性算计行为模式进行批评，提出援藏干部选派是组织权威、组织对援藏的意义构建、个人对援藏的理解和收益一成本计算互动的结果；在藏行为则发生在具体的组织情境和环境中，适当性行为取代个人理性算计。进一步，展现了高等教育援藏制度过程中的价值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冲突，突出制度绩效的长效模式而非短期逻辑。

简介：思想政治教育认同问题不仅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象,更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当前影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因素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教性和规约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流变性和重复性;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多源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评价的模糊性。扭转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带来的不利影响,是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关键。

简介：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年轻干部有知识有文化，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是基层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群体。激发基层年轻干部干事创业活力，对振兴乡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简介：青年的思想特征反映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在社会变革期，青年价值观的变化相当显著。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经历了复苏与困惑、冲突与分化、重建与发展等阶段，并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但就整体发展轨迹来看，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进步是显见的，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

简介：不同于以往的见解,马克思通常将资本主义以后的新社会称为“联合体”(Association),并且在资本主义自身中发现了它的萌芽。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马克思是如何理解“联合体”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又是怎样孕育了“联合体”的要素。本文首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论述了联合体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联合体社会的“主体”不是“资本”或“国家权力”等外在力量,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和生产者”。另外,联合体本质上是以相互主体地、能动地、有意识地联合在一起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怎样产生了联合体的要素(主体及物质条件),马克思又是怎样理解的?本文从此问题出发,并试图阐明这一问题的基本点。

简介：乌·金德霍伊泽尔(UrsKindhauser)教授，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1982—1987年间分别出任联邦高等法院刑事审判庭大法官职务和联邦高等检察院独立检察官职务，1987年任弗莱堡大学法哲学研究所所长，1992年任罗斯托克法学院首席院长。自1995年起任波恩大学刑事法学研究所所长，现为波恩大学法律—国家学学院的首席院长，兼任刑事诉讼法学所、法哲学所所长。自1980年以来先后以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学术专著10余部。其中学术专著《故意行为——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探究刑法当中对行为的理解》和学术论文《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产生重大影响，预见性地提出社会的危险因素是人类自身，并且提出要对恐怖主义实施提前预防。他的著述在关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产生巨大影响。2005年3月18日，德国波恩大学访问学者薛晓源先生与波恩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国良先生联合采访了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宾主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学术对话，现将录音整理发表，以飨读者。教授您好，很高兴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此次采访的主题是：在法治时代如何规避和化解危险与风险。我们知道1986年前苏联爆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举世震惊；同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教授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他又提出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巨大的反响。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一个法治普适的时代，作为一个著名的法学家，从法学的角度您是如何理解风险与危险的?

简介：本文依据多阶段分层方法抽取了10省市的1500名公民为调查对象，在2011-2014年年初持续进行了三次问卷调查，考察公民国家认同感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总体较高，但存在弱化倾向。其中年收入3万元以下、受过中等教育、职业为工人、农民等中下阶层人员的国家认同感显著高于年收入8—10万元、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为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等中上阶层人员。回归分析发现，改革开放成效评价正向影响公民国家认同感；教育机会公平感、司法公平感对国家认同感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力不持续，表现出优势等级特征。这一结果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公民利益需求、公平需求满足对国家认同的复杂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