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政治哲学对权力的研究,始于对唯灵论政治应然的摆脱。在摆脱诸种唯灵论逻辑起点之后,政治哲学才开始对权力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在这其中,马克思对权力问题进行了四重呈现:权力的物质性、封闭性、媒介性以及历史性。一定的历史发展水平及其现实条件,催生时代性的权力维度力量对比。对这种力量对比,只有在物质性的角度,也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进行研究,才能揭示真实的社会运行状况。权力是封闭性之中足够程度的关系优势。只有在封闭性之中,力量的消长才会引出权力地位的反转。并且,离开了封闭性,可逃遁的弱势群体会使权力成为无对象的空洞。关系性优势的确立,依靠的是优势社会阶级所主导的社会关系建构媒介。权力格局的更迭,伴随着社会关系建构媒介的转变。
简介:不同学者对权力研究的视角会有所不同,如尼采把权力意志作为未来的科学,罗素专注于权力的形态转换,福柯着力于受操控的权力微观领域等,而关于马克思的权力视角,因为其在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许多学者都自然归之于资源、经济领域,这种认识有失偏颇。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的权力理论研究,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可以析出一条权力理论的模式路线:以权力的可交换性为起点,以权力不平等的内在化为过程,以权力的不平等改造为手段,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权力不平等内在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类商品属性理论、场理论、结构形成理论三种理论模式。
简介:用制度建设编织'权力之笼',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反腐败问题提高到事关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就如何认识和解决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在腐败成因上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创造性地提出制度缺陷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秩序失范、腐败现象严重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用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并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科学地构建了制度治腐的理论框架。
简介:公共领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极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系统(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合一)与生活世界对立,是人民群众的被奴役和边缘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权力等于暴力。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意识得以形成的领域,直接构成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因而,维护还是压制公共领域成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分水岭。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理论,本质上是提出了一种超越西方议会制民主的新形式。不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简介: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虽然实行有偿取得制度,但并没有实现国家所有者的收益权。表现在国家仅收取了矿产资源相关税费,而对矿产资源本身以零对价方式出让,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政府公共事业支出资金短缺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只注重国家的矿产资源管理者身份,忽视了矿产资源所有者身份;只注重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忽视了民事收益职能;只注重矿产资源收入二次分配,忽视了矿产资源收入一次分配。因此,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收益权,必须促成矿产资源由资源管理向资产管理的转变,改革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在矿产资源出让一级市场实现国家收益权,建立矿产资源流转二级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简介:在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之后,人们的民生诉求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的范畴,而更多地关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的权利保障与实现,并以此为依据,对执政党的执政动机、执政能力做出独立判断,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整体形象、社会公信力以及建立其上的执政合法性便与民生直接挂起钩来。由于执政资源各要素在执政资源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及所发挥的效能不同,执政资源各要素的开发从来就不可能是平行推进、均衡发展的,而是立足时代特点,围绕执政资源体系中的核心元素,即以民生资源为内核的合法性资源的开发与优化来展开,这就是围绕民生开发执政资源的基本逻辑。现阶段我国民生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而民众的民生需求又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了围绕民生开发执政资源,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层面入手,系统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