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儒家阐释了作为道德活动的责任伦理主体指向——责己和责人，从特定维度丰富了儒家的责任伦理学和角色伦理学。历代儒家既讲责人又讲责己，但更重视责己；同时，儒家并不否定责人，而是主张敢于责君、敢于劝谏，提出了以责成人之道的思想范式。儒家凸显责己，彰显了重责己轻责人的价值导向。

简介：基于以荀解荀的方法论自觉，本文取一种元伦理学的进路，在荀子本人“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之下，内在于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考察和分析了荀子㈠性”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荀子人性理论的多层次性，进而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语境、意义及其哲学重构的可能性。本文以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为线索：第一，荀子的性恶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二，既言性恶，则善从何而来？易言之，善在荀子那里是否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根据？第三，如果对第二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苟子人性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悖论和矛盾？通过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荀子的“性”概念乃是一种结构论的人性观念，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

简介：严滩问答是王阳明生前最后一次重要的论学，但学界对于严滩在何处这一基本问题却莫衷一是，或以为在富阳，或以为即桐庐七里濑，本文考证出严滩即严陵濑，在桐庐县西三十五里，前人之说皆误。王阳明《次谦之韵》一诗是对邹守益《赠阳明先生》的唱和之作，《王文成公全书》将此诗排在嘉靖二年浮峰诸作之前，很容易让读者以为，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受其影响，后来论者将《赠阳明先生》与《次谦之韵》二诗均系于嘉靖二年。本文考证出《次谦之韵》实际写于嘉靖三年八月间。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

简介：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应坚持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非偏执于某一研究进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司法改革首先是回应社会转型的一种社会化过程,即在确保司法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地实现制度变迁.作为司法改革的结构性环境,“政治正确性”直接决定了司法制度设计及其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作为司法改革的机制调整方式,“技术性治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行动策略和行为惯性.同时,由于转型社会正义的掣肘,成熟的司法样态尚须我们考虑多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具张力的理论阐释.

简介：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简介：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与两京程朱派进行朱陆之学异同论战的产物。此书在借用程敏政的＂朱子晚年定论＂说的掩盖下以陆学攻朱学,以陆化朱学消解朱学。要彻底解开《朱子晚年定论》这一以陆化朱学消解朱学的秘密,必须把《朱子晚年定论》同王阳明与两京程朱派的朱陆之学论战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考察。这场论战,是正德以来重新崛起的心学派向官方程朱理学发起的第一次挑战,王阳明用＂朱子晚年定论＂的反讽武器对官方程朱理学的挑战虽然失败,却为他后来用＂良知＂说挑战官方程朱理学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