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严滩问答是王阳明生前最后一次重要的论学，但学界对于严滩在何处这一基本问题却莫衷一是，或以为在富阳，或以为即桐庐七里濑，本文考证出严滩即严陵濑，在桐庐县西三十五里，前人之说皆误。王阳明《次谦之韵》一诗是对邹守益《赠阳明先生》的唱和之作，《王文成公全书》将此诗排在嘉靖二年浮峰诸作之前，很容易让读者以为，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受其影响，后来论者将《赠阳明先生》与《次谦之韵》二诗均系于嘉靖二年。本文考证出《次谦之韵》实际写于嘉靖三年八月间。

简介：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儒家阐释了作为道德活动的责任伦理主体指向——责己和责人，从特定维度丰富了儒家的责任伦理学和角色伦理学。历代儒家既讲责人又讲责己，但更重视责己；同时，儒家并不否定责人，而是主张敢于责君、敢于劝谏，提出了以责成人之道的思想范式。儒家凸显责己，彰显了重责己轻责人的价值导向。

简介：本文通过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考察，来揭示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变迁，以及这些变迁背后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需要。同时，本文特别想揭示的是，1840年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西方文明的碰撞，梁启超、孙中山、张岱年等人是如何思考道德中的公私、古今、常变、继承与创新等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对传统道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提出新的美德体系，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滋养和借鉴。

简介：基于以荀解荀的方法论自觉，本文取一种元伦理学的进路，在荀子本人“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之下，内在于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考察和分析了荀子㈠性”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荀子人性理论的多层次性，进而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语境、意义及其哲学重构的可能性。本文以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为线索：第一，荀子的性恶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二，既言性恶，则善从何而来？易言之，善在荀子那里是否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根据？第三，如果对第二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苟子人性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悖论和矛盾？通过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荀子的“性”概念乃是一种结构论的人性观念，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

简介：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体悟和自觉,具有个体性。天命体现社会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遍性。理论上,仁发生的个体性与人格评价的社会性之间存在张力,如果一个人一味本着良善的初心做事而忽视社会价值追求可能最终成为不了君子仁人。在孔子,仁心发生后由天命引导,使个体仁心能够与社会良知结合,形成完整的道德成长机制。但是,孔子之后不少儒者虽然对仁的道德主体性大加弘扬,却忽视了天命在仁的实现中所产生的引导与规范作用。所产生的后果是,仁独自承担起自我做主的道德责任,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道德意志的任意性。因此,天命作为社会道德的普遍原则能够也应该为仁的发展与成就提供保证。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