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虽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冲突法是舶来品，但通过与古希腊、古罗马冲突法思想起源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冲突法思想和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最早能够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并且经过历代的积淀逐渐成熟和完善。

简介：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历程，可划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充分反映了哲学对自身权利的诉求及其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融合。当代中国哲学正在逐步摆脱某些不必要的干扰，竭力恢复哲学的本来地位；同时，中国哲学家们也打开了对外交流的窗口，力图重塑传统哲学的形象。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的形成，正是以哲学的特有方式演绎着中国百年来的现代社会的风云变幻，表达着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哲学表达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充分表现为三个不同的维度，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思想的传播和接受、学术自身地位的迷失和寻求。

简介：邻避设施整体公共效用与局部负外部性影响的二元冲突是邻比冲突治理必须考量的核心问题,邻避设施公共效用的必要性强弱、设施局部负外部性影响的破坏性程度以及设施设址的环境正义伦理,应是决定邻避设施设址决策的关键变量,由此可以建立邻避设施设址决策净值的简约分析框架。环境哲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逻辑要求应从严判断邻避设施负外部性影响的破坏性程度,变受害者负外部性影响举证责任为受控者否定性结论举证责任。虽然邻比冲突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无法确保邻避设施得以成功建设或运营,但政府引导的公民参与比将公民排除在邻避设施设址政策过程之外更为必要和理性。即便面临诸多质疑,补偿回馈机制对治理邻比冲突具有实践必要性和伦理正当性,有助于提高邻避设施设址接受度,能促进邻比冲突治理。

简介：10月8～10日在德国锡根大学（UniversityofSiegen）举行，由锡根大学哲学学部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联合主办，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联合承办。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场景下，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其功能正从单纯的解决纠纷走向为基层社会提供规范供给，重构基层社会规则体系，强化基层社会制度的正统性基础这一关键层面。这种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要求将法官个性化的办案经验体系化，以解决具体的纠纷，而且要促使基层社会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尊重与合作，最终达成一种立基于多元规则相生共存之上的规则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