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不仅增速几经起落,而且增长的几个重要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正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增长模式出现的这些新交化,并探讨了变化本身可能对印度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5年之后,随着投资增速和在印度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消费已不相上下,但因其波动更为明显,使得GDP波动与投资的振幅更趋一致。与此同时,虽然按照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经济算不上是出口导向型,但是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不容低估。最后,就是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对解决印度庞大人口的就业、实现经济长久高速增长意义重大。总之,印度模式曾经有过的独特性正在变得模糊,它与传统的东亚模式渐行渐近。
简介:2011年以来,即罗塞夫执政后,巴西经济表现可谓欠佳。经济增速不仅连续三年低于拉美地区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难以与其前任(同属劳工党的卢拉政府)执政期间的表现同日而语。期间,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的位置得而复失,国际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巴西的信用评级。导致巴西经济增长乏力的外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而内因则是自身全球竞争力水平不足,以及国内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升级缓慢。同时,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也限制了对私人部门的投资等。预计,巴西经济增长依然将受到外部环境尤其是欧美和中国等经济走势的影响,某些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预期对其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国内复杂的社会问题和长期困扰巴西的深层次矛盾等都对其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简介:南非作为非洲的经济强国,在政治变革20年后,宏观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势头,社会经济取得结构性进展,并成功跻身金砖国家,国际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南非经济保持宏观稳定主要归因于:与时俱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依法治理经济,提高黑人地位,实施立足非洲融入全球的国际化战略。当前南非经济巳陷入低增长、高失业、贫困悬殊的困局,主要面临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支撑经常项目赤字的外资结构不合理等结构性约束。为此,南非必须进行结构性交革,在矿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削减贫困;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以多样化的方式投资南非实业。
简介:7月3—5日在浙江台州召开,由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文旅游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会议主题是落实国家海洋发展战略,通过文化创意促进海洋审美休闲经济发展。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扬州大学、南昌大学、苏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鲁迅美术学院、暨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商务印书馆、《江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编辑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海洋资源(海洋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的审美、休闲旅游资源)、审美休闲经济(海洋、海岛、海港、滨海的审美、休闲旅游经济)与文化创意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山东大学资深教授曾繁仁、北京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龚鹏程、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何建民分别就“海洋生态”、“海洋文化”和“海洋休闲经济”作了主题演讲。
简介: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表现欠佳,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金砖国家”是否还能称为“金”受到人们的质疑。实际上,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经济波动,“金砖国家”的经济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经济波动造成的,是世界经济周期变化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可以从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两个角度考察。从作为经济增长拉动力量的社会需求分析,“金砖国家”人口众多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经济增长潜力远强于发达国家。从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量的科学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分析,“金砖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快于发达国家,它们的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它们的产值在未来仍然有可能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但是,制约着“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们在存量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流量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进步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它们还需要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和引进先进技术的方式加快科学技术进步。但是,从总体来看,“金砖国家”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它们在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地位将迅速提高,在未来20年里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简介: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简介: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道路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道路是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目标方向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及其理论的形成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一直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相随同行,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承担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已完成的首要任务是指导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正在进行的使命是指导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变为民富国强的现代化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的进程,体现着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