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简介: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专业化知识的应用。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把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整体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即达到社会治理的某种理想境界。但是,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也会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往往会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即使新的知识出现了,也会强行地将其纳入到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于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会把社会变革而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压制了社会变革的能量而引爆的。鉴于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觉的知识创新,更需要社会治理去容纳和利用这些新的知识。
简介:以前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以敬天、怀土、追远、亲仁、顺命、勤俭、和乐等聚合性要素,从思想、制度、德行、技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维系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以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也以改命、变通、为学、为政、作工、谋利、出游等离散性要素,参与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后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反思现代化的力量,其中的敬畏、仁义、惠民、反哺、互补、怀乡、和乐等回向性要素,被用于维护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和利用的资源,其中的去界、通同、平等、公业、爱国、和合、大同等统合性要素,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文化上体现了儒学自身的张力和活力,体现了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和交流,体现了儒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滤透和支持。儒学与农村社会为中国人提供食粮和家园,需要在开放和流变中保持稳定和发展。
简介: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空间发生着由自然向社会、由物理向人文的让渡与转换,这要求我们在实践基础上揭示空间社会化和社会空间化的相互生成机制。马克思是依据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给空间之双重再生产的分析出发,从而进行空间社会化重构现象之解析的,他极其关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物质实践的不同状态对生存空间带来的不同的生产、构建和形塑,以致我们可以从生存空间的形态去判定历史发展的分期。就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而言,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实质上就是资本逻辑通过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刚性力量,将生产实践和活动空间都纳入资本运行的轨道,遂使率先发达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世界霸权。
简介: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主要议题有:马克思主义讨论四立场论、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不适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概念缺失论、国家社会主义批判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边界主题论、“想象的真实乌托邦”论等。这种理论表面上援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原理观点,但在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两个完全不相等同的范畴。从对马克思主义立场、内容、形态,从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区别与联系,从国家社会主义的正功能与反功能,从乌托邦与社会建设四个方面看,这种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做出了并不很令人信服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域内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可以成为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回应。
简介:1月12日在上海举行,由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市哲学学会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处联合举办,7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以下问题展开了讨论:(1)如何理解信仰概念。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高国希教授提出,信仰是人类根据以往有限的历史经验与实践理性,对超出这一有限范围的整体世界及其意义进行把握的一种独特倾向,具有超越性与未来性的总体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段钢研究员认为,应该着重区分“信念”与“信仰”,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宗教社会,而是靠“信念”来运转的,现在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信念”,而“信仰”属于个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