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他的前期与后期思想上。但他的哲学在前后转型时,中间曾经历了一个思想剧烈变化的过程。1929年,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并提出与他前期哲学思想不同的新的思想——现象学思想。维特根斯坦将我们感觉的当下经验视作＂现象＂,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就是他提出的＂现象学语言＂。现象学语言作为描述现象的工具以及现象显示的场域,在对现象的描述中尤为重要,所以阐释现象学语言的过程就是展开维特根斯坦对现象思考的过程。维特根斯坦将我们对一个实体的描述划分为两种描述方法,一种是将它当作物理对象用物理学语言描述;另一种是根据我们感觉的直接经验得来的现象和现象背后的逻辑形式要用现象学语言才能描述。维特根斯坦对于现象学语言描述现象选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他多次提到的＂颜色不相容＂现象。颜色不相容就是说＂同一个地方不能同时存在两种颜色＂。颜色不相容的可能性不是事实的可能性而是逻辑上的可能性,因为颜色不相容是由于颜色系统自身的逻辑形式决定的,表达它的命题,也受到命题内在句法的规定。所以现象学语言是一种先验性的研究。但是现象作为＂似是而非的当下＂与在时间中的现象学语言是矛盾的,并且现象学语言由于自身描述的是个体的感觉经验,它与私人语言一样,一旦存在就会造成语言表述与交流功能的丧失,所以它们不可能存在于共同体中。由于外在与内在的原因,现象学语言在1929年底被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同时维特根斯坦将目光聚集在了日常语言上,渐渐展开了他的后期哲学。

简介：现象学作为认识论,在对象问题上不同于近代认识论中的对象。近代认识论中的对象都是不言而喻的自然对象或自然客体。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中的对象是构造的意识对象,是意识体验中被给予的东西,是内在现象,或者说是内在意识和纯粹意识。现象学认识论中对象的初阶构造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最为基本的意识的构造,另一部分是时间意识的构造。意识自身的构造共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体验、意向性、执态或行为、注意或统觉。时间意识的构造主要包括滞留、原印象和前摄三部分。

简介：在人的尊严这一研究领域,一方面学者们对康德推崇备至,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对康德的引证乃至研究都充斥着误解。本文首先简述了学术界关于康德的尊严观的两种对立的诠释：一种观点认为,在康德看来,尊严就是内在的价值,它是尊重的基础,每个人都有尊严,所以人人都应该被尊重,因此人的尊严也是人权的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康德那里,根本没有作为形而上学属性的内在价值概念,人的尊严也不可能是尊重的基础,尊重的义务出自理性的绝对命令;康德的尊严观基本上属于传统范式,康德用尊严一词只是表达了一物比另一物高的关系,其中并不包含平等的含义,因此尊严也不可能是人权的基础。本文结合康德的文本,对康德关于尊严和价值、尊严和尊重、尊严和平等这三重关系做了阐释,分析了以上这两种对立诠释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第一,康德所谓人的尊严,首先是指有理性的人是自在目的,而不是工具,这表达了人格高于物品的思想。康德所谓内在价值或绝对价值,不是指一种形而上学的属性,而是指自在目的。如此理解内在价值,则以上两种解释之间的对立就能得以部分消除。第二,康德谈论人的尊严,其重点是强调道德是目的王国由理想变成现实的关键,也就是说,道德让人配享尊严。第三,对康德而言,人的尊严有两个层次：因具有理性而有道德能力从而具有尊严,和履行了道德义务而配享尊严。与此相对应,尊重也有两个层面：自我尊重和相互尊重的义务和因履行了道德义务从而配享尊重。第四,康德的尊严观在人有尊严而不同于物这一基本层面上包含平等的含义,但在其重视人因道德而配享尊严这一层面上则是不平等的。比起他谈尊严的文本来,康德的其他文本也许能对当代捍卫人权理论提供更大的支撑。

简介：本文通过对《精神现象学》中相关内容的分析与解读,具体展现出信仰的本质结构、启蒙对信仰的批判、启蒙的肯定命题以及启蒙如何走向绝对自由、如何由于自己的局限性而走向自己的否定。绝对自由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自己的限度,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自律,而只是停留在自由的任意性之中,从而最终走向绝对恐怖。只有克服这些局限性,才可能建立起一个能够保障所有人的最大自由的社会。可以借鉴信仰里面某些积极因素,即信仰层面那种富有张力的矛盾对立结构,通过设立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理想目标来扬弃启蒙精神的有限性,从而导致精神的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简介：本文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开端的分析出发,梳理出二者对笛卡尔前提的批判观点,并试图证明二者的批判实则将笛卡尔开端中的“我思”理解为独立奠定表象世界秩序的反思性实体。面对误解,笛卡尔的文本足以为自己辩护。“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有限且不完满的开端,文章通过论证这一开端的有限性,“我在”和由此构建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试图说明笛卡尔对自我的发现及这一发现的意义,并就笛卡尔所建构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做出回应。

简介：《法哲学原理》所回应的是近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自由概念如何成为现实？它同时也是在追问如何在理论上创造一种启蒙时代的公共生活方式（它体现为一种政治生活和制度安排）。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考察了近代以来的两种权利学说（自然权利学说、道德权利学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国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