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公共卫生规制中,政府常常依据父爱主义原则对个人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以维护(或增进)个人福祉。当对非自愿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时,依据的是弱父爱主义;当对自愿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时,依据的是强父爱主义。其中,弱父爱主义因其是对行为人“非自愿”(非理性)的补正以帮助其恢复到“自愿”(理性)状态,因而较容易得到辩护。但是,强父爱主义是对行为人自愿的涉己行为的干预,因行为人并非欠缺理性,因而在论证上存在困难。在公共卫生规制中,弱父爱主义是对能力欠缺者的保护;强父爱主义是对个人自冒风险的防范。
简介:中国传统医疗模式强调医生基于患者利益,为患者做主,病人在医患关系中处于被动服从地位。这是由于医生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只有医生才能做出有利于病人的决策。这种医疗模式具有父爱主义的特点,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对病人权利的忽视。因此,它最终被以尊重自主原则为核心的医疗自由主义传统所取代。但是医疗自由主义在片面强调病人自主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医生的德性,产生了新的医患矛盾。面对今天临床医学实践中的困境,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病人自主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废弃已久的医疗父爱主义的当代价值。传统医患和谐关系中有很多值得发掘的有利因素,医疗父爱主义有利于增强医者的责任意识,重塑医家美德,从而缓和医患关系,促进医患和谐。
简介: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即开始了社会公共生活,经过千万年的衍生和发展,各社会群体均形成了自我特定的公共秩序规范体系,表现人类特有的德性与理性之美,维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社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社会流动的急剧变化,新旧秩序的交融与裂变,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公共秩序规约人们的行为,使社会公共生活保持在秩序之中。本文从分析传统到现代,从公共秩序是人类德性之美、人类理性之维、社会和谐之基、人类文明之要几个方面揭示了加强社会公共秩序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要途径,希望引起人们对公共秩序的高度关注,养成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习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简介:差序格局既是当下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面对的、既存的社会事实,也是中国社会走向成熟的现代文明必须加以理解和超越的障碍性要素。差序格局在传统社会交往中的必然体现出道德情感的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也随之呈现封闭性、私人性、排外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形成的自然形式的道德情感已经失去生存的土壤,迫切需要一种与公共化、开放性、理性化为特征的生存样式相契合的情感形式——公共情感。它是人们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状态之下,在高度的自由自主的基础之上,越出个体的狭隘性、私利性,走向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公共合作所展现出的合作性、互惠性、利他性的情感形式。道德情感在生存实践中得以生成、展现。正是生存实践赋予人的自然意义上的情绪、意志、欲望、性情以道德内涵与道德意义,体现出应有的社会性品质,为道德情感的社会运用提供担保。现代公共实践让每个参与社会合作的人在情感状态下,可以越出个体狭隘、自私,关心他人,走进他人的情感世界,与他人发生情感互通。
简介:我国当前往往将医疗差错归因于医务人员的经验不足、责任心不够等主观方面并按照“谁出错、谁负责”的原则对医务人员进行惩戒。这种归因和治理模式对医疗差错发生根源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认知不足,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高度组织化、社会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归因上的偏倚取决于用以观察、评估医疗差错的知识框架。这种以个人负责为特征的归因和治理模式源于当前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临床伦理学,它将焦点集中在医务人员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忽视了组织结构等因素的伦理性。应当适时更新医学伦理观念,通过引入组织伦理的视角,将关注的对象转向医疗服务的组织、系统、制度和结构,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医疗差错治理路径。
简介: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