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康德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即使“人为自然立法”掌握了自然必然性,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欲求,不可能走出自然王国。由此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强调只有“人为自身立法”的实践理性才能够将人从自然王国中拯救出来而走向自由王国。康德这一命题的危害是,否认人在自然面前拥有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在学理上不具有可能性。本研究试图颠覆康德的这一命题,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仅拥有本体论自由,而且这一自由还优先于认识论自由和实践理性自由。人只有证明自由的本真性具有生态性质,即人在自然面前能够拥有本体论的自由,才能担保自身从自然王国之中真正解放出来,使保护自然环境的伦理行为获得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理由。

简介：康德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即使“人为自然立法”掌握了自然必然性,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欲求,不可能走出自然王国。由此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强调只有“人为自身立法”的实践理性才能够将人从自然王国中拯救出来而走向自由王国。康德这一命题的危害是,否认人在自然面前拥有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在学理上不具有可能性。本研究试图颠覆康德的这一命题,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仅拥有本体论自由,而且这一自由还优先于认识论自由和实践理性自由。人只有证明自由的本真性具有生态性质,即人在自然面前能够拥有本体论的自由,才能担保自身从自然王国之中真正解放出来,使保护自然环境的伦理行为获得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理由。

简介：国家治理的过程是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前者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后者表现为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国家治理的生态伦理价值目标是生态文明,其具象化目标即美丽中国。国家治理的善性决定于其伦理合理性,而伦理合理性又决定于明确、合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定位。顺应生态伦理的生态治理为国家治理生成合法性,不仅因为生态治理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并致力于实现生态正义,还因为有效的生态治理满足善治的全部条件。

简介：儒家虽然总体上强调天人合一,却并不否定天人相分,而是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而且,儒家的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共同为促进天人和谐、生态责任提供了精神支撑。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学建构了天人相分的生态责任伦理根据、天人合一的生态责任伦理前提、仁民爱物的生态责任伦理情感、取予有度的生态责任伦理行为和天人相参的生态责任伦理追求在内的生态责任伦理义理结构。

简介：公民伦理作为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每个公民都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治国之道,构建和培育公民伦理是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构建和培育我国的公民伦理,在体现其共性的同时,应当寻找符合国情的路径。

简介：尽管＂情感＂在传统伦理学理论中不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词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感不值得被关注。在当今农村社区生活中,以人情消费为表现形式的感情——＂人情＂——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呈愈演愈烈之势。本文把情感确定为伦理学理论的关键词,以情感为路径来构建农村社区伦理,用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指明农村社区伦理建设的情感之路。＂人情＂不是道德情感的基础,也不是道德判断的基础,相反,＂人情＂想要成为道德的情感,有必要经受道德情感主义的道德判断。道德意义上的人情是真情,使农村社区生活回归真情,既是我国当代农村社区伦理建设的理论任务,也是道德情感主义理论自身面对的巨大现实挑战。

简介：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