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圣经》中译本在中国教会目前已基本固定在基督教新教所用“和合本”《圣经》和天主教所用“思高本”《圣经》,教会人士将之视为具有权威性的经典汉译本。尽管汉语语言的发展在语言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相关《圣经》翻译及研究机构和有些个人亦根据现代汉语有过重新翻译《圣经》的努力,这些新译本却并没有获得教会的普遍承认,而只是在教界和学界之间的边缘领域闪现其存在。这一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一方面,这种《圣经》中译本的使用状况反映出中国教会的基本状况,意味着其经典及理论的认知尚未出现根本性突破,教会的基本面貌亦沉于传统而鲜有革新。“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问世曾被视为20世纪初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在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运动中留下过颇有意义的一笔。这种《圣经》汉语语言翻译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教会的革新及其对社会文化革新的参与,其曾经有过的“与时俱进”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中国教会持守传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变革和思想文化的精进,所以教会仅从汉译圣经这个层面就应看到其发展滞后的一面,由此应有奋起直追的意向和准备。教会的现代语言尤其是其宣道讲经所必须的圣经语言应跟上时代。这是从《圣经》汉译上对中国教会的呼唤和激励。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学术界在基督教研究上已经进入系统释经的时代,其基于《圣经》希伯来语言和《圣经》古希腊语言的圣经新旧约释经正在全面开展,其圣经释经学亦与现代解释学有着密切结合,尤其在方法论上有着明显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诠释经典已经远远走在了重新汉译《圣经》的前面。然而,如果没有全新的现代汉语翻译的圣经版本,那么这种过于超前的释经
简介:汪维藩是当代最重要的中国神学家之一,本文尝试从汪维藩对'中国神学'的理解、汪维藩神学思考的资源、以及汪维藩中国化神学的智慧等三个方面,对其神学中国化的努力作一浅探。笔者认为,在其神学思考中,汪维藩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模式相连接,但同时又不失以圣经启示和基督教传统作为其中国神学思考的规范。中国神学要成为一门中国学问,就应是'践履之学',是'效法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首先,他认为,以圣经为权威、为规范,应该是在中国做神学的不拔根基。其次,他珍视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传统,将基督教传统看为中国神学思考的源头之一,任何割断教会传统的中国神学,不会有生命力。再次,对他来说,中国神学家还有自己的思想之井,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能让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激相荡,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去阐释基督教信仰。复次,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来自中国基督徒信仰群体和个体的信仰经验。汪维藩神学中国化的智慧可以从他的道成肉身的神学中反映出来。道成肉身是他整个神学的起点,而三一信仰则是他整个神学的基石。他以基督为中心的道成肉身的神学是以上帝和人为两个焦点。在中国神学的戏剧中,既不是上帝的独角戏,也不是人的独角戏,而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他的神学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神人共在的神学'。他的神学思考在严肃地对待圣经和传统的同时,又严肃地面对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或许也是今后的中国教会神学工作者在神学中国化的思考中,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