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虽然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大,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根据流动人口的户口性质和年龄特征将流动人口细分为城城青年、城城壮年、乡城青年和乡城壮年四个不同的亚类型,比较了四种类型流动人口在性别、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流动原因等方面的特征,并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算了四类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经济能力不断增强,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住房状况不断改善,流动范围呈现青年倾向于省内流动,壮年倾向于跨省流动;不同维度的融入进程并不同步,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水平较高,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水平较低;在四类流动人口中,城城壮年流动人口是社会融入最好的,乡城青年流动人口是社会融入最差的;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高于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壮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高于青年流动人口。
简介:本文应用2016年陕西省汉中市的就近就地城镇化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探索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的制度性迁移和行为性迁移意愿的现状,以及家庭生计恢复力推力和土地政策的拉力的综合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生计恢复力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有效应对市民化过程的风险冲击,对其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形成助力;土地确权的"解绑"作用不明显,以土地为主体的农村制度环境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仍形成拉力;制度性迁移和行为性迁移在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行为性迁移风险级别更高,相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要求更高。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到家庭生计恢复力与土地政策的双重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在市民化过程中,由农村土地权益向家庭生计资本转化的风险应对方案的形成机理,对如何构建有效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将土地权益转化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生计资本的增量,加快高质量、有保障市民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持。
简介:相较于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由此,人口流入型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更为突出。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上下级间的权责利不对等与条块不协调、较大的管辖幅度与有效的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政府内部的非正规雇佣与有效干部激励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发育不足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协同乏力、村居组织的深度行政化与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等问题。为此,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执行“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需要形成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双轨运行机制、需要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与激励问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等。
简介: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跨地域流动中需要主动进行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增强其社会认同才能更好地融入内地城市生活。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融入愿望受挫,就可能出现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社会认同“内卷化”是由于感受到城市社会排斥、民族偏见、阶层差异而导致心理受挫和相对剥夺感等激发之下形成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认同。克服社会认同“内卷化”现象有助于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入。
简介:胜利油田作为以油气生产为主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面临着经营决策、勘探开发、依法合规、安全环保、财务核算等各类风险,必须实施有效的内控管理以防控经营风险。目前,胜利油田内部控制在组织、制度、检查与考核等方面建立了相应的体系,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还存在管理责任和执行责任落实不到位、制度与专业管理结合不到位、检查与考核手段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完善内部控制,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内控组织体系建设,明确管理主体,落实控制责任,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理顺控制节点,堵塞管理漏洞,进一步强化内控检查考核体系建设,组建专业队伍,严格考核兑现。
简介:前不久热映的好莱坞科幻电影《环太平洋2》中,主人公身处机甲战士身体内,随心所欲地控制机甲,就好像是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神经元融合度越高,机甲的战斗力越强',片中的台词道出了人机融合的关键所在。
简介:本文提出,全球经济受到“指挥与控制”的观点缺乏有信服力的经验实证,是因为它受到新马克思主义迷思的影响.首先,全球经济被假定具有“战略性场所”的主要城市“指挥与控制”,从而实现服从于“高度集中的指挥”,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几位思潮者.他们论述了全球经济的根源,并且提出了“这一命题缺乏实证是先行者将资本结构化的结果”,从而提出了“全球经济是服从于掌控且可通过远程协调”的假设.其次,泰勒的“连锁世界城市网络”模型被证明是谬误的: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构主义观点,其缺乏可信的论据来支持“指挥中心”的存在.最后,本文通过将相关假设与金融社会学中的人类学研究对照,提出从社会-技术集合体和多样体的角度来理解城市,从而超越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等一系列毫无现实依据的假定.
简介:德沃金的整体性理论表明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过程中都必须保护每个人的道德和政治权力,以便公共标准能够表达正义和公平的一致观念与做法。在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法律关系主体在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可界定为广义的行政违法,整体性行政违法无疑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社会公益的侵害。在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分析腐败的成因可以窥见其某种程度上符合行政违法的概念定位。当前高压腐败态势之下,腐败具有多种形态:交易型腐败、寻租型腐败等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一此I顾政、庸政、怠政等“软腐败”却出现了抬头之势,此种“不为型”的“塌方式”腐败造成了整个行政运行环节的瘫痪。然而反腐败治理过程中碎片化的治理模式并不能有效遏制此种不良趋势,由此需要行政法进行控制,在行政立法、执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做到去利益化,同时在不同部门之间做到协同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