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农村土地流转经营过程中,许多进行流转的农地是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农民正在耕作的土地,而偏远地区村(组)农民抛荒的闲置农业用地却较少得到有效利用.基于开阳县农村闲置农业用地流转情况的调查发现:传统种养殖业效益低、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不稳定、土地流转给农户带来的收益不明显、基础设施薄弱、流转供需信息不对称、管理制度不完善、村级组织作用发挥不够是导致这些闲置农地难以被流转利用的主要原因.破解闲置农业用地流转难的关键在于加强闲置农地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闲置农地流转经营机制、发挥好村级组织作用,妥善处理好农户与外来经营主体的利益关系.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搭建土地流转信息库和流转信息平台,形成闲置农业用地预览板块、交易板块、监管板块,并整合商业电子地图数据库,推动闲置农地在政、商、民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长期持续开发利用.
简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青羊区将坚持'优化四个结构、提升城市四态'发展路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转型升级,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通过优化'四个结构',进一步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增强发展的动能和活力;围绕提升'城市四态',坚持'立城'与'优城'两手抓,强力推动青羊新城的规划建设,抓好老城区旧城改造和有机更新,努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精品城区。
简介:在一系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下,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规划和实施智慧城市发展项目。尽管中央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制度和财务支持,然而目前各地智慧型城市发展仍相当不均衡。本文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与智慧城市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五要素、两大理性(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模型来解释中国智慧型城市发展,并以2015年全国147个智慧城市的横截面统计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尽管作为问题导向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智慧城市建设是由包括环境污染和城市拥堵等政策需求推动的,但是和西方国家智慧城市发展不同的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策需求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数据分析显示环境污染和智慧型城市发展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城市人口密度和智慧城市发展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由技术理性推动的,政治考量也很重要,作为城市"一把手"的市委书记政治支持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
简介:条块协调何以可能是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弹性和活力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考察了上海市的城市基层治理经验,发现大都市对治理质量的高要求对城市基层治理的条块协调构成了巨大压力,由此形成基于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和基于非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协同并用的城市基层治理景观。本文在分析城市基层治理中条块矛盾的表现形态和发生机制的基础上,着重梳理了条块协调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多样化形态。文章最后对条块协调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双轨运作"的理论框架,并尝试性地解析了"双轨运作"中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的四种交互模式。
简介:在一系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下,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规划和实施智慧城市发展项目。尽管中央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制度和财务支持,然而目前各地智慧型城市发展仍相当不均衡。本文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与智慧城市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五要素、两大理性(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模型来解释中国智慧型城市发展,并以2015年全国147个智慧城市的横截面统计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尽管作为问题导向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智慧城市建设是由包括环境污染和城市拥堵等政策需求推动的,但是和西方国家智慧城市发展不同的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策需求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数据分析显示环境污染和智慧型城市发展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城市人口密度和智慧城市发展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由技术理性推动的,政治考量也很重要,作为城市“一把手”的市委书记政治支持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
简介: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中共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成都市委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实施意见》。
简介:"技术红利"、"非法客运"的双重标签让专车治理成为了城市管理的新挑战,政府治理资源投入和专车数量、企业跨界行为、公众态度的反差凸显了专车治理困境。本研究将"专车现象"纳入多重逻辑分析框架,尝试挖掘专车治理困境形成的根源。研究表明,"国家的逻辑"决定了既"肯定"又"否定"的"两面性"政策取向,"科层制的逻辑"激励了选择性、运动式执法,两者相互叠加产生了政策"缝隙",为"效率的逻辑"提供了运作空间。"共享经济"提升了专车供给效率,破解了管制的"政府失灵",但政策"缝隙"下"效率的逻辑"却可能孕育"市场失灵"。本研究为技术介入后的城市治理困境提供了机理性的解释,也拓展了城市研究的分析路径。效率与风险的平衡、"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边市场中公平竞争等现实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