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现代西方社会在对外政策上出现了意识形态化倾向,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治体系推向世界。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冲突一方面带有“雅尔塔协议”势力范围划分的影响痕迹,另一方面带有更加严肃的意识形态基础,即意识形态统治,亲西方的民主势力得到实际的援助和舆论的支持。现代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关于人权、民主、市场经济、普世价值等神圣概念的世俗化的宗教,并试图冒充为科学的和普遍的体系,在本质上呈现出意识形态一元化趋势。他们依靠主体的自信和社会对意识形态公理的接受确保了这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全面统治,认为西方政治制度是最先进的,能保障全体民众享有最高水平的自由、福利和参与政治的权利,自信所有国家迟早都会采取这种制度,西方应该帮助他们,并同反民主的势力作斗争。
简介: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是实现治理有效进而走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配置。我国东中西部基层组织形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以上海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治理资源丰富,内在选择了“正规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治理事务稀疏且偶发,治理资源稀缺,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简约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具有现实合理性;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指引下,治理任务空前密集,以山东农村为典型代表的过渡区域创造性地探索出了“耦合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核心特征在于“社区实体化+兼业化村干部”,实现了治理任务密集、治理资源相对稀缺、村级治理简约高效的有机均衡,成为继东部道路和中西部道路之外通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第三种选择。
简介:债转股作为债务清理方式和公司重整方法受到法律的肯定和鼓励,其实施方式和转换选择是理论研究和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首先,债转股的实施方式根据债的标的物是实物还是货币分为两种:当债的标的为实物时,在进行债转股操作时必须基于债权期限、债务有无担保、利息是否继续计算等因素综合评估该债权的价值以及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第二种更受青睐的做法是债权人认购股权,并将由此产生的出资义务与其持有的公司金钱债权相抵销。为了避免债权人通过抵销方式而获得优先清偿,应适当减少数额。其次,关于转换选择。在坚持债权人同意和股东同意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强制实施债转股的例外机制。债权人委员会通过的债转股决议对于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均有约束力,无须得到所有债权人同意就可以实施债转股;在修改公司章程被认定为符合公司利益需要、股东在重整方案中已承诺同意公司章程的修改等法律有特别规定情形,债转股操作无需股东同意。
简介: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体现了国家治理从“法制”到“法治”重心转移的必然逻辑,对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传播则是风险社会下党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要求。需要对法治思想传播的决策方、传播方与受众方的角色予以明晰的定位。可将三方共同建构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传播的共同体作为追求的目标。在实际的传播中,三方参与主体的不当定位会对传播效果产生消极影响。可以通过思想传播决策方的准确释法、严格执法来凸显“把关人”角色;通过强化传播方的社会责任,增强其传播情感;通过对受众方虚拟“赋权”的适当限制而培育其沟通交往理性,克服“信息茧房”对其法治意识形成的阻碍等来优化三方的传播参与角色。
简介:在"一国两制"过去阶段的实践中,港人基于国籍与国家建立的"身份联结"更多具有形式意义,一定"虚置"的公民身份导致港人难以完整享有公民基本权利也无须履行全部公民义务,而成长在此环境中的香港青年一代对国家政治认同及自身公民身份认同就遭遇了一定弱化。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发展的新实践,可以为促进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和融入提供新契机。未来,国家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港澳居民作为中国公民的主体资格进行有效填充,为香港青年建构起实质化的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以促使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切实感受自身作为国家政治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实现香港青年的人心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