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应该是“合力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应把“九评”、“一论”、“再论”再当成新的“凡是”‘“九评”也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将赫鲁晓夫视为“修正主义头子”和苏共“蜕化变质的源头”,未必合适。苏共的衰亡有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苏共的蜕变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发展过程。苏共在国内建设上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说主要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总体看还是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对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以“南方谈话”为代表,他已将传统的“党建”思路发展成“大党建”的新思路。我们不应从“南方谈话”的理论高度再后退到“九评”的认识水准。从整体上认识把握苏联解体,就应按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尖锐提出过的那句名言行事,即拒绝“邪路”,也不走“老路”,而要走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
简介:<正>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举世触目,曾经一度引起了世界的轩然大波。当时,帝国主义和其它的共产主义反对者们兴奋不巳,借此掀起了一个反共高潮;西方一些共产党员,因此犹豫动摇,纷纷退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信仰危机;托洛茨基分子们也活跃了起来,认为苏共二十大恰恰证实了它们反对工人国家堕落斗争的正确,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出现了波匈事件,接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开始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大辩论,影响到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对于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长期以来,人们对它作过各种评价,或褒或贬,莫衷一是。
简介:本文是对20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的概述。作者将中国的非洲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即感受非洲(1900-1949)、支持非洲(1950—1965)、了解非洲(1966-1977)、研究非洲(1978年至今),对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文化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并对影响中国非洲研究的历史环境和客观因素进行了分析。20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颇有成就。非洲研究正逐步由政治取向转为学术取向,研究领域由窄到宽,研究水平逐步提高,与实际部门的交流也在加强。中国的非洲研究也存在缺陷,如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少有国别或个案研究,与国外交流不多,研究成果很少以外文出版。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将大大推动非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