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过去20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地方实践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也即将在国家层面出台有关公民社会管理的新规。北京的实践表明,地方官员对民间社团的认识并未对民间社团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公共福利的地方化、将公共福利的配送与官员的仕途升迁挂钩,则共同推动了政府与民间社团进行合作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又因国外民间组织对抗政府的案例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受到冲击。种种矛盾认识的彼此融合形成了协商式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相对自治的民间社团的自主发展,也提倡政府采取更加间接的管控机制。协商式威权主义促进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这就挑战了威权体制之下无法产生自治的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是民主化指标的观念。
简介:尽管“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然而,它至少包括三种主要含义。“治理”的第一种含义指各种在国家体系之外的非主权国家主体的国际合作。这个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源于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它强调主权国家的治理权责正在向非正式的横向合作和欧盟这样的超国家主体让渡。“治理”的第二种含义是将治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即有效地履行国家政策。这种解释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全球贫困的根源在于腐败和国家能力孱弱。“治理”的第三种含义是通过社会网络和其他非等级制的机制来规范社会行为。第一种和第三种“治理”的含义淡化了传统的国家权威,它们更多地支持新兴的、跨国的或市民社会的行动者。这些潮流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政府运作的透明程度和问责机制等问题的担忧。
简介:全球化使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加深。卫生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国内部事务,一地疾病的暴发很可能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卫生威胁并对邻国安全构成挑战。为了应对全球卫生挑战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国家之间可能会采取跨越主权与边界的一致政策和行动。二战后由经济奇迹所助推的亚洲崛起,使亚洲国家广泛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的进程中来,并承担着全球卫生治理的共同责任。由于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各有特色,因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贡献也各不相同。事实上,亚洲各国关注的卫生挑战大为不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程度不同,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亚洲国家积极的参与无疑给受援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也增强了亚洲地区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