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国际调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调停者的公正和中立有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近期学界有新的观点,认为若调停者偏向冲突中的某一方,将更有利于缓解冲突。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作者认为调停者的偏向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最终结果。若冲突双方中一方有极度不安全感,且处于收益框架,认为谈判会有收获,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效果要比不偏不倚的调停效果好。若弱势一方处于损失框架,担心参与调停会危害国家生存,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调停效果未必更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中国偏向朝鲜的立场可以使朝鲜信任中国,进而参与六方会谈,显然中国对六方会谈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偏向立场虽然使朝鲜乐意参与谈判,但对朝核危机的彻底解决却难以取得成效,由于中国偏向朝鲜,朝鲜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反而使朝鲜有恃无恐,美朝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最终致使六方会谈难有进展。因此,调停者的偏向立场有利于推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但不一定有利于冲突的最终解决。
简介:2010年年底以来发生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系列“占领”运动,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构成新一轮全球抗议周期的组成部分。作者从社会运动理论有关主框架和抗议周期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了“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异同。“阿拉伯之春”中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变革”主框架的出现,构成此轮抗议周期兴起并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重要原因;而当系列“占领”运动在借鉴“阿拉伯之春”的话语和象征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占领”主框架时,抗议周期在主框架上经历了从“变革”到“占领”的转型过程。然而,与“变革”主框架相比,“占领”主框架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和观念的重要性上存在明显不足,这是系列“占领”运动的动员能力无法与“阿拉伯之春”相比的重要原因。鉴于从“阿拉伯之春”到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意义和象征体系的转型并不成功,大致可以预料,除非新的社会运动对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否则,这一波全球抗议周期将趋于式微。
简介:跨国公司选择投资的目的地一定是源于他们寻求的目标,无论是自然资源、市场、劳动力还是资产,更重要的是,他们寻求的目标在那里可以实现。由于他们寻求的目标所处的地点,以及他们作为全球化的后来者的身份,中国公司经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FDI)。FDI寻求的是在外国商业领域的控股权,而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面临很多阻碍FDI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法律规范缺乏、腐败严重和政治风险高,这些都是柬埔寨投资环境的特征。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者都更喜欢政府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能保护财产权,并限制政府的行政领导权。柬埔寨的制度无力创造这种条件,外国投资者必须寻求其他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投资。
简介:自2005年底以来,泰国一直深陷政治危机之中,到目前已经历了2006年9月和2014年5月两次政变。这两次政变深刻暴露出了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在政坛中的矛盾作用,其中尤以宪法与宪法法院最为突出。尽管人们普遍希望公民社会和宪制架构(constitutionalstructures)能够实现与选举授予权、问责制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民主目标,但是人们在泰国所目睹的一切却与此有着天壤之别。公民社会和宪政的参与者一直为党派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所驱使。作为2006年和2014年两次政变的导火索,公民社会的各种势力强力动员起来,涌上曼谷街头,试图推翻民选政府。在此过程中,他们为军方实施干预提供了政治空间和合法性。宪法法院和宪法也在反民主活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起草《2007年宪法》就是明摆着要削弱政党的势力,恢复机构割裂的格局,其终极目的是不让他信·西那瓦(ThaksinShinawatra)及其阵营重返政坛。宪法法院所宣布的许多判决也同样反映出政治利益,而非客观地依法办事。因此,泰国的民主政体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人们原本指望一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制度可以巩固民主,但是事实表明,就连他们自己亦对其与民主的关系深感困惑。
简介:在成为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争端之前,南海争议就已存在很长时间。二战后,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相继对南海提出主权诉求,争端发展掀开新篇章。本文认为,在苏哈托的铁腕统治下,印尼与南海相关的利益经历了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向维持国内稳定转变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因为受到中国版图涵盖部分印尼水域的威胁,后来的转变原因则是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深化。抛开与中国半心半意的复交,印尼试图为争端各方建立一个双轨对话平台,该平台后来证实是有所裨益的.苏西洛时期,印尼逐渐从被动角色变成了主动的中立协调者,推动了争端解决进程。本研究指出,印尼在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双重因素的限制。长期的意识形态局限决定了印尼在争端中的优先利益选项,而外交政策是追求这种利益目标的实用途径。印尼与中国的过往关系也影响了印尼,使后者的立场随双方关系起伏变化。此外,在东盟并不明朗的一体化进程中,印尼独自承担着中立协调者的任务。
简介: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现实中,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
简介:印度尼西亚地域广袤,人口总数达2亿4千多万。当前印尼正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海洋边界方面的诸多问题。本文重点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下印尼与邻国的海洋边界问题,并阐述了印度尼西亚海洋政策的主要发展,特别是政府在解决划界问题和其他海洋相关问题上采取的措施。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在提供一个有效的海洋安全机制,但本文认为它非但没有利于海上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其更加复杂。本文总结出印度尼西亚在处理海洋边界问题上运用逐案分析、各个击破的方法。这一方法目前来看比较合适于印尼管理其漫长的海洋边界,维护其国家利益。印尼政府处理海洋安全和其他相关海洋问题的能力及其成果对马来西亚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简介: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简介:中国重燃雄心,决意沿着丝绸之路的不同分支大力发展贸易,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政府誓言用崭新的安全观应对这些挑战。然而,这些观念无助于促进中国的安全利益。在解决不同安全利益的矛盾方面,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对繁荣的追求与安全的维护、经济雄心的必然结果是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平崛起与两岸统一和收复失地、外交政策指导思想面临困境。中欧之间的安全合作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安全思维所面临的困境或矛盾,使欧洲面临三大不确定性:太平洋的紧张局势将如何发展?中国将如何捍卫其在新丝绸之路上的利益?太平洋的紧张局势将如何影响中国在欧亚非交汇处的行动?这些不确定性也给欧洲新增了两大战略选择:一是继续与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合作与较量;二是把充满巨大挑战的欧亚非交汇处以及欧洲的近邻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并接受美国邀请,加入其重返太平洋地区的行动。虽然中国欲与丝绸之路另一端的欧盟建立有意义的合作,以便最终实现责任分担,但前路必将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