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化安全是文化系统正常运行、持续发展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当文化安全受到由于技术和市场所推动的全球化威胁时,所造成的可见的后果是文化的标准化、同质化、娱乐化和商品化。与之相应的潜在的后果主要是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这些都将无法造就完整的文化而只能导致文化的瓦解。文化安全既受到外源性因素,即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的威胁;也受到内生性根源,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可能遭遇到的原因的威胁。由于传播技术对文化的控制与垄断,威胁着文化多样化,造成信息的碎片化和视觉化,对文化造成多种破坏,因而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威胁文化安全的诱因和内生性的物质根源。文化认同、文化吸引力以及文化传承能力是文化安全的内生性根本要素,它们关系着文化的续存和影响力。在全球共享安全背景下,对于文化安全最好的保障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促进不同文化间有意义的互动和共同发展。
简介: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全球得到广泛回应,不乏对其可测量性、可操作性、生效条件、适用范围的质疑,并存在误读和滥用。软实力理论对国家实力中文化等因素的强调,对中国等文化资源深厚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需认识到,奈的软实力理论着眼于美国在战略收缩背景下如何维系全球领导权,中国则面临不同的语境与诉求,需接入符合自身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本土思考框架,规避可能面对的“话语陷阱”,形成独立可行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路径,尤其是要契合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目标。中国学界广泛展开了有关“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对话与建设,与文化领域的各种实践同步展示了中国对软实力理论的本土诠释与超越,也推动了文化安全议题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安全体系的重要关注。基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与未来发展目标,基于一种面向未来的“务实、自信、开放、多元”的“文化安全观”,推进以文化传统、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内核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应对外来文化影响、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未来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基本举措。
简介: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崛起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葛兰西的核心理论框架——“霸权”概念以及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对探究新兴国家崛起的问题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全球化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深化对新葛兰西主义学派提出了挑战。在整合新葛兰西霸权理论和后霸权批判理论,并将“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加入分析框架之后,理论界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新兴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反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尚不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独立霸权,而“相互依存式霸权”将主导当今这个时代。“相互依存式霸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西方)所产生的霸权。届时在国家利益、地区走向、共同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危机管控等方面,“第一世界”(西方国家)和“第二世界”(新兴国家)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重塑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简介:对于处于战略防守方的中国而言,越是要向外拓展软实力,就越是要重视挖掘自身的凝聚力。凝聚力与软实力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均源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尽管其着力点不同,却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潜力。应当注重从外人的眼光来反思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对中国是凝聚力的东西,对外人往往就是软实力。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历史,其“衰而又兴”的凝聚力,正是中国最柔韧的软实力。国家统一与地方文化多元发展的和谐共存,其“和而不同”的凝聚力,正是中国最亲和的软实力。即使共同经历的灾难,也会不可思议地加深各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因为正是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才会同甘共苦,共同期待未来。但是,从“协和万邦”古老理念到倡导“和谐世界”新国际安全观,并不一定意味着皆大欢喜的和平红利,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危险,因为对西方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不应只是怀柔感化作用的代名词,还应包含和体现敢于力抗强者、主持正义、维护公正等精神内涵与道德形象,当然,这就更需要自身具备坚不可摧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