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民主化改革,因选举而引发的政治冲突在非洲各国日渐突出,这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在已有的文献中,分裂的族群结构往往被视作造成此类冲突的核心要素。然而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不难发现,仅仅是族群分裂这一因素不能在普遍意义上充分说明该问题的爆发,这就对研究者进一步理解非洲选举冲突中的因果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对INUS条件与双层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选民抗争、分裂的社会结构以及弱政治制度共同造成了非洲选举冲突的产生,这一观点在2007年肯尼亚大选所引发的冲突中得到了印证。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少数国家因外力干预或国内政治权力变动而结束了民族冲突,进入战后重建时期。冲突之后的权力剧变为妇女参与重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联合国的公约和宣言、女性主义组织与和平运动所提出的性别议题为女性参与重建提供了具体方向和内容,而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为妇女参与重建提供了坚强后盾,使得妇女在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没有妇女参与的重建就不是真正的重建已成为共识。在重建中,妇女积极推动民族和解,参与民主建设,参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目前妇女参与重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父权制观念阻碍妇女的政治参与;宗教原则限制妇女权利;国际社会干预应适应当地国情。

简介：自斯里兰卡独立以来,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族群对抗日趋激烈,从早期的议会争斗发展到后期的军事交锋,直至内战结束后才有所缓和。与此同时,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也处于国内纷争的直接威胁之下,深刻影响着斯里兰卡的走向。一直以来,僧伽罗与泰米尔的'族群冲突'始终贯穿于穆斯林的'族群建构'进程中,形成了斯里兰卡所谓的'穆斯林问题'。作为斯里兰卡国内的主要族群,穆斯林并没有被看作利于冲突解决的关键第三方,而是沦为边缘化的利益相关方。本文认为,斯里兰卡的战后和解与改革,都不能缺少穆斯林的社会参与和政治认同。

简介：此文旨在根据南海形势最新动态，探索最为务实的争端解决机制，搭建一个由借两岸合作寻求南海问题突破、将海洋环境安全作为南海合作的驱动力、将渔业合作作为解决南海争端的起点、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治理的框架、以思维转化引领政策和研究的方向五个维度组成的争端解决模式。为决策者与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并探讨了在解决海洋争端的过程中将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融合在一起的跨学科视角的可行性，为寻求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献绵薄之力。

简介：解决南海地区热点问题，是牵动全局、影响长远的一盘棋。要坚持“四三制”，下活南海棋：一是坚持“三轨”并行。即与南海当事国“一对一”直接谈判、与东盟展开对话和合作、坚决与南海问题的域外“搅局者”作斗争。二是坚持“三路”并进。即确保南线（海上丝绸之路）、加快西线（陆上丝绸之路）、开辟北线（经北冰洋通往欧美）。三是坚持“三段”并用。即由“政治一战争”的“两段论”变为“政治一非武力斗争一战争”的“三段论”。坚持常态下的政治，争取“谈”出一个和平的南海；如果行不通，则可以利用非武力斗争阶段，“斗”出一个和平的南海；若对手诉诸武力。我们则可以下定决心，“打”出一个和平的南海。四是坚持“三举”并重。即以走向大同引领世界人民、以“不战而和人之兵”逐步消灭战争、以合作共赢促进未来发展。

简介：南海问题本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而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东盟便开始介人南海问题,并逐步将南海问题转化为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南海问题双边争端演化为中国-东盟安全问题的过程.东盟以南海问题“利益攸关者”身份积极参与南海问题,中国为维护南海地区稳定而采取的“救火式”应对措施,美日等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大力介入,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动因.“去安全化”是解决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困境的主要方法,重新定位、稳定转化、置换议题、话语引导,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有效路径.

简介：《中韩渔业协定》是中韩两国在尚未达成划界协议的情况下，为维护渔业正常作业秩序所做出的临时性安排。然而，自2001年《协定》生效以来，中国渔船非法、不报告、无监管（Iuu）的作业行为使得渔警纠纷频次不减反增，甚至屡屡发生恶性暴力事件。随着《中韩自贸协定》的生效，中韩在水产品方面的贸易关系将从垂直互补走向平衡竞争．捕捞业将面临更激励的竞争环境，生产效益将受到影响，结合中韩两国对非法捕捞问题日益重视，IUU捕鱼行为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和法律风险。在此背景下，为化解中韩渔业纠纷、使我国渔民的生计得到持续保障，我国对内应采取经济手段预防IUU行为．加大对非法捕鱼的打击力度，做好渔民弃船转产的保障工作；对外应与韩方进行有效沟通，实现互信、统一执法形式和手段、呼吁文明执法。

简介：“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多元化和合作共赢的特点.妥善解决国际争端是成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保障.现有国际争端解决体系在适用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机制不足、机制过剩和不相匹配等问题.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体系,要充分利用全球性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平台,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理念和沿线国家的发展实际,通过双多边协商,逐步探索特色化的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并借助亚投行等区域性组织实现争端解决机制的体系化、制度化.

简介：“一带一路”战略正深入推进,投资争端引发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面对新形势,固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已完全暴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要求。同时,亚洲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出现了大量失败的投资项目。基于此,为妥善解决可能由“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争端引发的争议,应尽快建立以亚投行为主体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的实体规则构建中,需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司法体制与环境,物化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沿线区域内我国国有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发生的投资争端作为解决突破点,以期增强各方合作信任感,提升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