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度兴起,地区冲突和动荡的安全局势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消极影响。作为摆脱安全困境的一种有效手段,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抑制成员国间冲突升级、发挥和平效应时会受到不同条件的制约。作者从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例,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内成员间冲突形势之间的互动,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未能产生和平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通过机会成本机制提高成员国的收益预期,高层互动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信息沟通和冲突管理方面的作用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平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只有进一步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水平,扩大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范围,增加多议题之间的联系,强化高层互动机制和制度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的和平效应,尽快走出安全困境。
简介: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简介:东亚区域合作面临一系列瓶颈问题,主要有组织规模与成本效率之间的悖论、区域合作各主体之间诸方面的深刻不平衡;“内部人”与“外部人”之争,或曰大国间相关的基本战略疑惧;严重和多重的“安全禁区/准禁区”问题;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加剧或复兴趋势,等等。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遭遇复杂难解的新困难,包括中日激烈对抗、南海争端凸显且僵持不下、美国在东亚多边主义领域大肆伸张、TPP谈判高调倡导、快速发动和推进等,其中有些到了令相关的多边合作努力至少暂时瘫痪的地步。面对这些瓶颈问题和困难,中国应践行以两大要点为主要特征的新路径,并持之以恒地大力加强周边外交和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
简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简介:四个内部维度(即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以及一个外部维度(即外部环境)对于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不确定性在其中的任一维度内均发挥着作用。作者构建了一种新的行为归因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不仅能各自独立地给人们的认知造成不同困难,而且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对人们的认知构成了更加难以应对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种认知挑战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的表现是有所区别的。缺乏对这些不同的、并且能够互相影响的书匕战的认识已然对国际关系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把握好这五个维度,了解人们在理解它们时易于出现的各种偏差,对于理解国家在合作或冲突情境中的行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文章的理论框架还指向一些特定的假说,而这些假说可以通过经验与实验方法加以验证。
简介:当下日本与三个国家存在领土纠纷,其中在中日钓鱼岛问题和日俄北方领土问题上都出现过搁置争议的提法。同样是搁置争议,日本的处理方法却截然不同,日本一面承认在北方领土上的搁置争议,一面又不惜篡改历史档案以否认中日间存在搁置争议的共识。这种罔顾事实的极端功利主义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事实永远只有一个,罔顾事实的谎言使得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和北方领土问题上的陈述自相矛盾。从这一点入手,揭穿日本政府的谎言将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