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问题凸显,其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更易于发生在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之间;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具有因国家而异的非线性特征。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经济传导机制;少数大国对于国际事务进行干涉与插手而形成的政治传导机制;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导机制;示范效应机制等。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当建立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目标,确定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应当关注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并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

简介：2009年以来，朝鲜核政策的钟摆已明显指向拥核，朝核问题进入了关键时刻。在内外力量的合力下，朝核问题可能有三种前景：走上拥核不归路、引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轨道。朝核危机的持续升级给半岛形势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近期，半岛形势更为紧张，朝鲜与美日韩之间发生擦枪走火、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在中远期，如果朝鲜继续进行核导试验，甚至成为事实核国家，朝鲜与美日韩的军事对峙只会更加严重，半岛将更加远离和平稳定，朝鲜要想专心进行经济建设、改善民生也将更无可能。面对朝核与半岛的严峻形势，中国的对朝政策应与时俱进，有所调整：一是应积极主动地介入朝核问题的解决，二是要切实把握好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的关系，三是要坚决避免被他国的错误做法牵着鼻子走，四是要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和突发事件做好充分准备。只要坚持将本国利益、全球共同利益及朝鲜半岛人民的长远利益相结合，中国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

简介：在印尼民主改革时期，腐败现象表现得更加多样化、公开化，并呈现加剧的趋势，这给印尼政府治理增加了不少难题。印尼各级政府通过制度反腐、社会反腐和预防腐败等措施，试图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其中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腐败现象在印尼根深蒂固，从根本上铲除腐败还有很长一段路走。

简介：菲律宾无视它与中国之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存在与有效性，以变相的岛礁主权争端和海洋划界争端的方式，单方面提起南海争端强制仲裁。虽然此举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菲律宾启动该程序具有非法性。即使中国不接受该仲裁和不参与仲裁程序，也不影响中菲仲裁庭的合法成立及其程序的合法性与对中国不利裁决的有效性。因此，对待仲裁庭的后续书面程序和口诉程序，中国是维持现行政策还是重新参与，是值得重新评估的一个问题。重新参与后续程序应该是中国的一个适当政策选择。因为参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可以通过反驳《公约》对之不适用从而避免澄清其地位的棘手问题。更重要的是，依据“南方蓝鳍金枪鱼案”仲裁庭的推理与裁决和中国2006年声明以及国际海洋划界与外大陆架划界案例，《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属于《公约》第281条第1款中排除附件7强制仲裁的“协议”，菲律宾的大部分实体请求属于不可裁决事项，因而仲裁庭应该裁定对本争端无管辖权或不可受理。即使中国继续奉行不参与政策，也不应该无所作为。中国可以采取“间接参与”的方式，在仲裁庭开始书面程序后，公开发表一份正式书面文件，以全面反对菲律宾提起仲裁和反对仲裁庭对争端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简介：藏南地区是中印两国边界东段的争议领土，近些年，印度企图将其在藏南地区建立的“阿鲁纳恰尔邦”变为印度未来的“发电站”而大量修建水电设施。印度的开发行为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的周边安全，它会造成中国水权的潜在丧失，强化印度对藏南地区的实际占有和控制，增强中印领土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中国对领土主权维护的难度。对此，中国应该对印度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给与坚决抵制，加大对西藏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同时努力寻找利益共同点，探索合作的新路径。

简介：缅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但过去50年缅甸也是东南亚地区饥饿程度最高的国家。本文通过对缅甸独立后不同时期农业政策的背景、选择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缅甸外生工业化目标所引致的内生剥夺农业政策是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

简介：从2009年南海问题再次升温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南海问题研究中，东南亚学者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相关的文献分析和解读可以看到，东南亚学者的南海问题研究主要侧重于南海地区制度建设、南海问题国际法解读、东盟在南海问题中的角色以及南海问题新的和平倡议四个方面，而且研究内容开始向南海问题的国内影响因素、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等方向发展。深入全面把握东南亚国家南海研究的动向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吸收借鉴，利用更有针对性的研究加强南海问题公共外交，提高在这方面的国际话语权。

简介：美国自阿富汗的撤军不大可能实行“零驻军”，而是在塑造“负责任的撤军’’形象的同时，尽量实现阿富汗问题的“阿富汗化”。撤军后，在“美阿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美国将实行“有限的长期驻军”，对阿进行有限度的经济援助，并力图主导阿富汗的和解进程。同时，美国将会鼓动阿富汗邻国等更积极的参与到阿富汗事务中来。再考虑到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干涉的历史，撒军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影响虽将会有一定的减弱，但仍将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简介：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30多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今天，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阶段，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领导人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表述和新要求。中美双方的表述方式不同，但打破大国争霸的历史宿命，建设稳定、平衡和共赢的新型关系，是两国共同目标。

简介：卫生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基于功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一种基于全球治理的更为开放、更具合作性的国际卫生合作方式正在诞生，卫生治理不再被主权国家行为体置于传统外交议题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要议题。卫生外交体现出外交关注人本身或“人的安全”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外交伦理取向正在成为当今外交界的共识。中国和美国作为医疗外交行为体的两个典型国家，其医疗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

简介：汉语师资匮乏已然成为阻碍汉语国际教育的一大瓶颈问题。如何更有效地、更多地培养本土汉语师资成为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对印尼60所汉语教育和培训机构以及120位汉语教师进行了调查，在总结当前培养形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印尼现行本土汉语师资培养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认为应根据本土师资的需要，创新培养培训形式，努力提高培养的有效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培训应先满足印尼本土汉语师资职业化的需要，然后再过渡到专业化，印尼本土汉语师资专业化的培养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程。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号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简介：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其主体民族犹太人绝大多数是在建国后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迁居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目前,以境内最庞大的移民群体是来自苏联、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等国家的犹太人。俄籍犹太移民积极参与以色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事务,他们对以色列内政外交的影响日益加深。

简介：2011年10月4日普京在《消息报》上撰文,提出将以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建立欧亚联盟,有效地连接欧洲和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欧亚联盟计划提出后,得到俄罗斯各界的普遍支持,且计划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成分,因此实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将面临诸多障碍与困难,其前景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简介：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简介：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j比判地借鉴以历史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