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根据对2008年7—9月相关材料的评估，中国与各主要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变化如下：中美关系变化为平升降，由1．1先升为1．2，再降至1．1，布什总统8月出席北京奥运会使双边关系上升，但是9月两国围绕宗教问题和达赖问题发生纠纷；中日关系变化为升升平，由1．7升至1．9，期间两国首脑会晤使双边关系上升；中俄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8，主要外交事件为两国领导人在八国集团会议和北京奥运会上的会晤；中英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5．2，期间两国高层多次会晤；中法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6，法国总统萨科齐8月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使双边关系回暖；中印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5．4，期间两国围绕取消对印度的核出口限制一事略有龃龉；中德关系变化为平平升，由5．6升至5．8，两国高层互访推动双边关系改善。预测组于2008年7月所做预测的准确率平均为86％，分值误差平均为0．03。

简介：根据对2009年1—3月相关材料的评估，中国与各主要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变化如下：中美关系变化为升降降，由1先升至1．1，再降为0．6，1月奥巴马甫任美国总统，双方联系密切，而2、3月美国就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南海问题、西藏问题多次生事，使两国关系恶化；中日关系变化为平降升，由2．1降至2，其间两国就东海和钓鱼岛问题发生纠葛；中俄关系变化为平降平，分值由8降至7．8，主要负面事件是“新星”号货轮遭到俄方炮击，中方进行交涉；中英关系变化为升平平，由5．3升至5．5，

简介：在定量衡量双边关系时，我们将双边关系的性质划分为三大类别：敌对、非敌非友和友善。每一类别依照程度再分为两个等级，共计六个等级。敌对分为对抗和紧张两等，非敌非友分为不和与普通两等，友善分为良好和友好两等。六个等级对应的分值范围分别是：对抗（-9--6）、紧张（-6--3）、不和（-3—0）、普通（0—3）、良好（3—6）、友好（6—9）。每个等级再分为低等、中等和高等水平，正值与负值的低、中、高等水平方向相反。例如，在良好等级中，低等水平是3—4，中等水平是4-5，高等水平是5—6；在紧张等级中，低等水平是-3--4，中等水平是-4--5，高等水平是-5--6。每个水平再分为十度，每一度的分值为0．1。

简介：印度计划模型简介何道隆印度除了制定计划战略对其宏观经济在质上进行控制外，在每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还运用计划模型对其宏观经济在量上进行控制，使计划的经济指标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保证了国民经济能够得到较平稳的健康发展。威廉·刘易斯指出：“印度肯定准备好了一...

简介：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至今已逾7年，南亚地区的反恐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奥巴马2009年1月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宣布了一系列针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新政策举措，在地区反恐的框架内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开展积极外交互动，美国针对南亚地区的反恐战略调整初现端倪。新政策包括在决策层面注重阿富汗与巴基嘶坦的整体关联，强调军事和民政努力齐头并进，关切印巴和平进程并试图扩大介入等。这些措施表明奥巴马政府力图摆脱目前的困境，推动反恐战争，但其实际效果、局限性和不确定因素仍值得继续观察。

简介：学界普遍默认朝鲜对外政策难以预测,因此大量研究始终停留在“事后”诠释的水平,缺乏预判性、前瞻性研究。作者挑战了这一成见,建立了关于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行为的短期预测模型。通过以2006~2018年朝鲜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为数据集,以每月的数据作为一个数据样本构建最优特征集,应用朴素贝叶斯方法,建立了朝鲜核行为的预测模型。经过测试,模型对朝鲜历史行为的“预测”整体准确率超过80%。预测效果良好,且模型具有稳健性。根据统计结果建立的预测朝鲜核行为的预警指标体系,可以从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时段实时监测朝鲜核动向。为解决报道搜集相对滞后的问题,运用SARIMA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模拟补全出未来六个月的特征集数值,估算数据在统计上具备可信性,预测准确率高。研究发现,朝鲜核行为远非外界印象中那样无章可循,事实上,朝鲜在相当长时间段内的核行为呈现出高度稳定的模式化倾向。即使像朝鲜这样信息极度封闭的国家,采用适当方法仍然可以对其行为做出较准确的预测。这种建模方法能够为发展关于国家行为预测的一般方法提供启发。

简介：20世纪末,以推动区域内经济贸易合作为宗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体化组织中来.东盟(ASEAN)是由东南亚地区的众多中小国家组成的一体化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组织便致力于推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越南1995年加入东盟,此后越南与东盟各伙伴国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

简介：对于最终裁决，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它将会是一份对中国不利的裁决。中国坚持仲裁庭对案件无管辖权，其做出的裁决非法无效，对中国不具有拘束力，中国不会承认，更不会执行。菲律宾和有关各方则坚称既然中国是《公约》的缔约方及案件的当事国。仲裁庭所做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裁决均对中国具有拘束力，它们也会借助所有可能的途径、采取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以期逼迫中国承认并执行裁决。针对这一形势，中国外交部门已经广泛寻求并获得了不少国家对本国南海政策的支持。显然，裁决出台后，中国和菲律宾及有关各方将会围绕该案展开新一轮的外交、舆论、军事对抗，南海冲突势必随之升级。

简介：2011年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国际国内的诸多困难和挑战。越南党、国会和政府对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及时颁布实施重要指示、决议，特别是2011年2月24日政府颁布第11／NQ—CP号决议，同时指导各级、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决议。

简介：1997年9月23日俄罗斯《财经消息报》发表俄经济专家维塔里·加尔马什的文章《独联体国家经济依赖外国投资》。文中所列一些数据和动态对研究独联体经济有一定参考价值,现摘编如下:

简介：一、总量与增速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中国与东盟10国的贸易总额达1608．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04．7亿美元，增长23．4％，继续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其中，中方出口713．1亿美元，增长28．8％；中方进口895．3亿美元，增长19．4％；中方贸易逆差182．1亿美元，比上年的196．3亿美元略有收缩。东盟继续是中国该年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

简介：分析了跨国并购企业的财务风险的主要来源,概括为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融资风险、流动性风险、杠杆收购的偿债风险四个方面,并对这些风险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企业的跨国并购有一定的应用意义.

简介：

简介：功能完备的金融体系是高效经济的必要条件，但不稳定性是金融市场的固有顽疾。著名金融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认为，金融一直是一项重要而脆弱的业务。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是个严重事件，可能引发整个经济的系统性后果，远超个别机构及其客户的命运，经济学家称之为金融系统性风险。

简介：十年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与判断，不论是战略判断还是战术预测，大多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那些预测背后的理论、事实、逻辑、方法，不仅反映出学界对两场战争的研究轨迹和缺陷，还可以折射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序混杂，构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奇形怪状的基石，浮躁的学风和研究激励机制则进一步加剧了乱象。

简介：21世纪以来印度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令世人瞩目，其2001-2012年实现了年均7．1％的经济增长率。但自2012年一季度起，印度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发展动力明显不足。2013年以来，印度经济金融环境更趋恶化，印度卢比大幅贬值，国际资本出现净流出，印度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有所加大。

简介：国际政治学贴近现实政治，必须服务于现实国际政治斗争。中国政治的高度集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者们在某些问题上看法的齐一性。一切正确的知识都必然包含着某种预见性。对于重大事态、重大问题的阶段性变化，国际政治学者须凭借正确的历史观，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独自做出判断，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把“中国和美国”这个题目弄清，应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主要的使命之一。作为知识生产机构的智库远景无限，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代自身会塑造出满足其需要的知识人才。

简介：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简介：1999年我国成立的四家AMC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存量．但是不良资产的增量问题却不断显现出来。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借鉴西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文化经验，有效遏制不良资产的增长。

简介：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海外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东道国的社会组织风险对投资项目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社会组织风险缘于东道国内政、社会组织的环保和维权诉求、外部势力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自身不足等因素,不仅会造成投资损失,还会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实施及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中国企业需通过强化项目前期准备、重视与当地社会组织的沟通等方式,保障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与对外经济战略的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