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实践中,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大多数执法行动均是通过暂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s)和解结案的。但是,在联邦监管机构考虑使用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进行协商之前,通常会权衡企业是否愿意与执法机关潜在的调查进行合作,以及是否促进并提升了企业的合规文化。正如本文展示的,合作与合规并不总是与遭受FCPA审查风险企业的最佳利益相融合。合作往往意味着要求企业律师确定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如果这些个人在单独的行动中受到纪律处分或被起诉,由此造成的后果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的个人和律师之间的互不信任,企业内部沟通的崩溃,造成不公平待遇的感觉以及不适当的风险规避举措,而所有这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均是不利的,并且可能阻碍企业维护守法文化的努力。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新问题,但由于监管机构经常以扩张方式解释FCPA,使得它们在FCPA背景下具有了特别意义。由于监管机构频繁地解释FCPA,而FCPA的复杂性与潜在行为的跨国性质,使得在允许的竞争性活动和不允许行贿之间经常出现模糊的界限。尽管许多企业最终可能认为合作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是可以解决的,但在设计企业内部的合规计划时,企业和企业内部的律师仍然认识到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监管机构也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执法政策可能会阻碍企业自我监管的努力。
简介:国际形势的突然性变化和异常性变动,是我们对国际关系现状和未来趋向进行分析和把握的重要根据。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欧洲走进民粹主义危机、全球治理陷入困难,以及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分化带来的必然冲击,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国际格局面临大变化大调整的重要表现,也是我们观察分析近年来国际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重要视角。纵观上述变化和调整,可以发现其根源既有全球化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又有传统地缘政治返场和全球治理体系潜在不足所引发的波动。应该认识到,这些变化和调整既是必然的又是阶段性的,全球化的总趋势没有逆转。中国需要做的是,及时适应和正确应对上述挑战,并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做到有所作为。
简介: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欧盟,面临着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与生态环境导致的不确定性困境,欧盟主要大国的决策与执政精英乃至社会大众产生群体性焦虑和不安,可以用超级博弈论方法进行分析。国际大变局和不确定性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背景下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相对下降,在外部大国博弈与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博弈共同影响之下形成的对未来的不乐观预期和担忧。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性大国间的合作与发展竞争表现出动态超级博弈特征。欧盟克服全球性大国博弈导致的不确定性困境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对国际大变局及欧盟面临的不确定性困境及其诱发的各种焦虑给予充分重视,承担大国责任,成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并推动其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