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市级机关国有资产是实现政府公共职能、提供公共管理的物质基础,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过去,上海市市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定程度上依然存在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资产管理效益不高等问题,而完善市级机关公物仓管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源共享共用,节约行政运行成本,推进节约型政府建设.

简介：公安高校作为培养公安专业化人才的摇篮,尤其需要在自媒体时代下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自媒体时代,公安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目前公安高校在利用自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还存在部分问题,需要在官媒宣传报道方式、教师话语权的影响力、思政主体媒介素质等方面进一步提高。针对上述问题,顺势从活动开展形式、思想建设、队伍建设、校园软硬件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解决策略。

简介：一天中,养肺的最佳时段在凌晨3~5点,此时肺经的气血最旺。这时调养肺脏的最好方式就是睡觉,所谓“寅时睡得足,色红精气足”。另外,为大家推荐几种简便易行的养肺法,可在空间开阔、空气较好的地方做,比如家里阳台上或公园里。

简介：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目标是建设投资贸易自由、规则开放透明、监管公平高效、营商环境便利的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属地出入境管理部门应主动适应自贸区创新开放、先行先试的机遇任务,推动建立适应自贸区国际化发展的人才集聚制度、人才服务体系和出入境服务软环境,全力支持自贸区建设。结合近年来自贸区保税区域出入境服务管理工作的探索实践,对自贸区建设背景下如何优化出入境服务管理工作进行梳理与思考,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简介：当前欧盟面临诸多问题--英国“脱欧”,法意两国在移民、难民问题处置上的分歧以及影响深刻的“民粹主义”。当今困扰中的欧盟前景到底如何?欧盟存在的关键是基于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略共识与亲密合作。就法德两国特殊关系而言,如果把1963年《爱丽舍条约》视为法德和解与合作基石的话,那么,2019年《亚琛条约》可以作为两国之间加强互信并在所有重大的欧洲与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的法律依据。面对全球化和新的国际问题的挑战,法德两国不仅要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机制下维护双边的核心利益,而且同时要成为捍卫欧盟共同安全利益的责任大国。因此,随着英国的退出,如果欧盟中最强大的德法两国能够勇于担当历史重任,欧盟不仅将继续存在,而且会设法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最终走出目前的困境并寻找到推动欧盟持续发展的新思维与新途径。

简介：从近年来陆续开出的"反恐罚单"看出,企事业单位、个人对《反恐法》知之甚少,反恐意识淡薄,对安全防范措施执行不到位。《反恐法》对安全防范进行专门章节的规定,体现了安全防范措施在反恐怖工作中的作用与意义,各部门需加强教育培训,强化防范意识,履行自身职责、切实执行安全防范相关规定,完善监管机制,从而构建安全的网络防范体系。

简介：风险社会视域下开放式构成要件的积极入罪模式和法教义学视角下谦抑原则的出罪模式影响了污染环境罪立法和司法实践走向。以法教义学视角审视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政策,通过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审视出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的模糊性、违法阻却的虚置和有责性的突破。从规范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教义学进路出发,着重强调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以及污染环境罪的解释原则。污染环境罪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当前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现状,还需要在刑事政策和社会风险互动关系的前提下有效推进刑事政策的刑法贯彻与落实。

简介：实践中,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大多数执法行动均是通过暂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s)和解结案的。但是,在联邦监管机构考虑使用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进行协商之前,通常会权衡企业是否愿意与执法机关潜在的调查进行合作,以及是否促进并提升了企业的合规文化。正如本文展示的,合作与合规并不总是与遭受FCPA审查风险企业的最佳利益相融合。合作往往意味着要求企业律师确定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如果这些个人在单独的行动中受到纪律处分或被起诉,由此造成的后果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的个人和律师之间的互不信任,企业内部沟通的崩溃,造成不公平待遇的感觉以及不适当的风险规避举措,而所有这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均是不利的,并且可能阻碍企业维护守法文化的努力。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新问题,但由于监管机构经常以扩张方式解释FCPA,使得它们在FCPA背景下具有了特别意义。由于监管机构频繁地解释FCPA,而FCPA的复杂性与潜在行为的跨国性质,使得在允许的竞争性活动和不允许行贿之间经常出现模糊的界限。尽管许多企业最终可能认为合作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是可以解决的,但在设计企业内部的合规计划时,企业和企业内部的律师仍然认识到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监管机构也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执法政策可能会阻碍企业自我监管的努力。

简介：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将行政协议纠纷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并确立管辖、法律适用、时效等一系列行政协议纠纷解决规则,但应在司法审查原则、行政机关获取救济途径、举证责任、违约赔偿、补偿标准等方面予以建构,以实现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