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侦查错误是指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根据侦查情势的变更,基于认知偏差而作出与案件客观情形或法律规范不符的认知或行动,因而未能达到侦查目的的一种状态。选取锚定效应及其产生的偏差、选择性信息呈现及其产生的偏差以及群体思维及其产生的偏差这三种常见的导致侦查人员出现侦查错误的认知科学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三种情况产生的偏差制定相应的预防机制,可以有效减少侦查错误的产生。

简介：盲道作为无障碍设施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针对盲道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探讨盲道发展至今出现的问题,对相关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本文本着让盲人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初衷,对无障碍设施中的盲道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简介：颅脑与外周鼻部的各类创伤均可能诱发嗅觉功能障碍。现阶段法医学鉴定实践中,在嗅觉功能的客观检查技术方面仍然不够完善,再加上鉴定人员对于嗅觉的障碍机制和嗅觉的中枢解剖通路等认识缺乏,在实际的检案当中,对于嗅觉功能实施的评定相对较少。本文将对近年来关于嗅觉功能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结合着法医学临床鉴定工作经验,分析嗅觉功能障碍鉴定要点和鉴定思路。

简介：1案例1.1案情摘要2012年3月11日19时许，被鉴定人文某（男，25岁）来到黑龙江省友谊县同学初某轩家观看其玩电脑游戏。21时40分左右，突然进入经常玩的“梦三国”游戏状态，拿出尖刀捅刺初某革（初某轩的父亲）和初某轩，造成一重伤、一轻伤的伤害后果。案发后经某市精神疾病防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为：“急性短暂精神病性障碍，无刑事责任能力。”被害人对此不服，为慎重起见，黑龙江省友谊县公安局特委托本院对其重新鉴定。

简介：现年38岁的郭鹏,从湖北老家考取大学到北京就读,毕业后就留在北京打拼。几年前,经亲戚介绍,郭鹏与小自己一岁的北京女孩沈菁相识、相恋。经过恋爱,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由于没有婚房,双方约定共同出资先购买一套二手房过渡一下,待有钱了再换新房。2014年7月,郭鹏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寻找房源,实地查看,多方了解,终于看中了一处房屋,并于当月19日与房主签订了购房合同。

简介：考察行为人的特别认知对于不法归责的实质作用,对于重新认识故意与过失、正确界定“制造禁止风险”及反思刑法归责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否定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具有影响的规范主义观点,其结论和论证均不能自圆其说。目的主义和客观归责论均试图在统一的归责模式下来论证特别认知对于不法成立的意义,但要么存在主观优先的方法论问题,要么无法消解体系内部的矛盾。要正确认识特别认知在不法归责中的相关性,需要以法益保护中的“制造禁止风险”为链接,使特别认知这一存在要素成为规范体系的评价对象。在理解“制造禁止风险”时,两对误解亟待澄清：一是风险是否存在和风险是否容许不可混淆,二是过失犯和故意犯存在不法构造上的本质差异,不可适用统一的归责模式。故意犯以“行为人的实际认知”支撑主观不法的成立,因此当行为人基于特别认知开启风险实现可能时,就制造了禁止风险。过失犯中行为人的特别认知不能产生特别的注意义务,特别认知的存在不能证立义务违反性的成立,仅当注意义务要求行为人避免特别认知到的法益风险时,才可能成立过失不法。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根据鉴定活动的本质特征作出多处修改。但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的转变并未带来实质的符号权力减让，“有专门知识的人”之意见呈现进退维谷的尴尬，相关角色定位混乱。实践乱象的背后，是“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所承载的“知识-权力”话语与“认知-行为”理论所产生的交织与耦合。刑事司法场域的微观权力网络之中，知识与权力的互动需要由“支配-被支配关系”转向“互动关系”，并在降低法官认知流畅度的同时，提示其启动理性认知系统对感性认知行为进行监控与修正。

简介：[案情]2013年2月6日,被告人钟某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判决生效后,法院于2013年2月26日向社区矫正管理局送达执行通知书,该通知书记载钟某的缓刑考验期为2013年2月26日至2015年2月25日。数日后,检察机关因量刑畸轻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一审法院以钟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简介：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美国、英国、欧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组织都推出了相应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当时出台的各项举措重在加强金融安全和稳定,并以此支撑全球经济增长。十年间各国以及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在反思和探索中取得了更进一步发展。这些监管变革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在历史的各个阶段,监管变革都是市场主体利益诉求的博弈和权衡;市场本身就是推动监管发展和变革的连续自变量,金融创新永远产生对监管创新的内在需求;在国际层面,主导国际监管标准的制定已成为维护金融竞争力的强劲手段。

简介：安医生认为涉事另外一方的家长误导舆论,相关媒体在不经查证的情况下随意发布信息,最后导致了妻子走上极端。将在处理完妻子后事之后对相关各方采取法律措施,维护自己和妻子的合法权益。8月25日,四川德阳一名医生安女士在卷入舆论旋涡后自杀。悲剧源于此前她和丈夫在游泳时与一个13岁男孩起了冲突。有网友爆料称涉事男孩的小姨是当地一名律师,姨夫王苇是自媒体工作者,冲突发生后他们'涉嫌利用舆论逼死安医生'。29日,德阳司法局发布微

简介：从当前公证执业环境和公证行业发展的趋势看,公证机构提供的应当是一种综合的、多元化的法律服务,对传统的公证服务模式进行变革,开展多样化、全方位的服务,将公证单一的'证明'功能向综合性法律服务拓展,已成为行业的共识。未来,公证机构提供的法律服务,要在不断巩固和丰富传统证明类业务的同时,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发展公证事务,将其打造成未来公证行业的核心业务,如此,公证事业才可能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简介：随着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广泛使用,其安全性能也备受考验。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非法取财的案件屡屡发生,因此,对该类行为准确定性并进行必要的刑法规制,对在＂互联网＋＂时代保护交易安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案例针对窃取他人银行卡后私自绑定支付宝并转移卡内资金的行为进行刑法评价,以期对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处理有所裨益。

简介：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但语言障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刑事诉讼效率及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平等实现。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机关都将双语诉讼作为保障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语言文字权利的主要途径。双语法官、检察官进行诉讼的实践中出现了人员严重不足和断档流失以及难以胜任翻译工作、翻译质量不高等问题；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的实践也暴露出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少数民族被追诉人诉讼权利方面的不足和规范少数民族语言诉讼程序方面的缺陷，特别是翻译制度的缺失，使得这些问题尤为棘手和突出。建立翻译人员信息库和完善双语司法模式，是目前较为现实的路径选择。

简介：二战之后兴起的伽达默尔诠释学对德沃金的法学思想影响巨大,其法律阐释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律阐释学的关注点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行为。依据德沃金的法律阐释学,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既要做到与以往案件的一致,同时也要照顾到法官所处社区的公共道德,以便使法律的发展趋向良性。这就要求把法官的先见引入法律,但这种先见并非不受限制、任意发挥。为避免先见变成偏见,德沃金设置了一系列障碍。这也为其依据这种法律思维所判案件是案件的正确答案提供了理论基础。

简介：不能犯的不可罚性主要是围绕着危险的判断展开的，包括对危险概念的理解以及危险性的判定。危险有无是纯客观判断，但事实危险向刑法危险的转换属于规范判断。在判断的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以及统一性方面，科学法则标准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保证判断的客观性、妥善处理认识错误以及共犯从属性等方面，“行为时存在的所有客观事实”标准也有独到可取之处；危险的“结果性”以及特殊判断构造，决定了危险的判断时点只能采取“裁判时”标准。在具体判断路径上，应采用修正的假定事实标准，且该标准同时适用于方法不能和客体不能，不允许通过行为时点代替客体进行假定性置换，也无须并用“对被害法益的现实危险的不具备”来说明客体不能成立不能犯。

简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综合各方面来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守儿童问题都将会持续存在。留守儿童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一直以来，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过于强调对其所处现状的概括与总结。对于留守儿童被害，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被害的被害原因，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较少。文章围绕被害性这一概念，通过案例统计和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造成农村留守儿童被害的自身因素和客观因素，寻找预防农村留守儿童被害的有效措施。

简介：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简介：职前受贿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新型受贿犯罪，其主要特征是即将上任的受贿人“预售”可期待的职权，借此收受他人财物并承诺到任后为他人谋取约定利益。虽然这种受贿方式在谋利和收钱节点上有时空分离，但是行、受贿双方已然就权钱交易达成合意，并且完成了交付财物的行为。这与提前索贿、离职受贿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本质上仍是一种权钱交易，且更加难以发现和查处，其入罪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简介：司法活动不是“自在”的，而是通过与社会状况的联系体现自己的性质。就是说，不能以任何单一的绝对因素或原因来解释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综合性司法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过程，并把导致其特点的根本原因指向司法活动的社会背景。综合性司法侧重于研究法律实施的问题，关注解决错综复杂纠纷的方法、技术和原则。虽然它涉及多方面知识，但总是以司法规律为中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简介：【专题导引】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6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使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职权有了法律依据。面对这一新设立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学界有必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认真研讨,为该机构的顺利运行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回应全社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的热切期待。为此,本刊特邀韩大元教授策划本专题。其中,韩大元的《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从新中国宪法发展的脉络中,着重探讨了从法案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演变的内在规律,认为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使其在功能上由法律草案的统一审议机构转变为具有合宪性审查与法律草案审议功能的综合性机构。为了有效衔接相关职权,更名后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通过一定的机制与程序,严格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界限,抓紧建立健全合宪性审查的配套程序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