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证据调查必要性问题所关注的是哪些证据应当进行调查、哪些证据不需要调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对不需要调查的证据首次进行了规定,但规定得较为模糊,难以指导审判实践,当事人在证据申请被驳回后也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明确证据调查之必要性,应先确立预断禁止原则及唯一证据原则这两大前提,在此基础上用程序性思维予以判断,同时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进而分别采用不同的裁判方式。

简介：影像资料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案件调查,是法律规定的重要证据类型。然而,至今有关如何在侦查和诉讼过程中对影像资料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只有一些理论性探讨,缺乏结合实际的讨论。本文针对影像证据,讨论实际应用中涉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希望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影像证据的价值。一是分析了影像证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包括不同部门的规定的比较,给出了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二是讨论了保证影像证据合法性问题。第三点讨论证明影像证据的真实性,包括程序保证和技术证明两部分。最后重点讨论了如何提升影像证据的关联性。主要从关联性的定义出发,结合影像证据关联性特征涉及到的主观和客观要素,分析总结了提升关联性的途径。

简介：在私人不法窃听窃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判断上,美国证据排除法是在第四宪法修正案的架构下,采容许说,认为私人取得证据不论合法非法皆无证据排除的效果;德国法界则认为私人违法取证的证据,亦有证据资格,不应排除其使用,仅在极端违反人权案例,才有例外禁止使用。但目前法院可任意对私人窃听窃录取得证据采用不同法理选择判断标准,实际上形同放任法院造法,使人们无法预期法院的判决结果。故应提出一明确的判断标准,即以受侵害人的隐私权实际上受侵害的程度,究竟是否尚在人类核心隐私权范围之内外,判断应不应该排除此种私人所取得证据。

简介：损害赔偿金是否具备所得性质，此问题与所得定义以及损害赔偿在税法上应当如何被评价息息相关。关于所得的概念，各国税法并无明确定义，学说对所得概念也存有不同理解。而在我国具体实践中，关于损害赔偿金可税性的判断有非所得、应税所得及免税所得三大类，故对于损害赔偿金是否应课征所得税，便容易出现因个案不同而有歧异的认定，影响税法秩序的安定性。本文通过对所得定义的分析，并结合损害赔偿在民法上的功能定位，认为损害赔偿金并非都具有所得性质，并进一步探讨对损害赔偿金课税所涉及的所得类型合理归属问题。

简介：从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初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到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做进一步的调整，我国逐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司法观念、司法运行环境及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的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运行中也反映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职务犯罪中典型、难办的受贿罪为例，选择中国裁判文书网2013年至2014年受贿罪判决书为对象，探究刑事判决书中受贿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的经验、教训，希冀对未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良性运作有所裨益，

简介：近年来，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现实在司法领域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作为记录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最重要证据材料，病历成了医疗纠纷中争议的焦点，医患双方就其是否真实、完整、客观的争议日益增多，瑕疵病历的认定日益成为决定诉讼成败的关键因素。但病历作为司法证据的认证存在重要障碍：一是病历形成制作的主观性、单方性、专业性、不及时性的特点以及保全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其与一般诉讼证据形成方式显著不同：二是对病历记录的诊疗事实的认定上，司法评价与鉴定机构的专业评价存在着界限模糊的情形。本文分析指出．对于病历这种复杂的证据实体，准确认定需要制度上及理念上的整体协调。一是严格规范医疗机构的病历书写、制作，完善病历保全的规范；二是在对瑕疵病历认定时，形成以患方拳证为基本原则、合理性怀疑下的举证责任缓和、文检和病历评估为辅助的瑕疵病历认证方法，并依据病历瑕疵的不同情况形成标准化操作模式：三是司法制度的整体性保障，在司法鉴定程序中明确鉴定机构以法院委托检材为准的准则，坚持依法鉴定；在上诉审中依法适用证据失权原则，维护法律程序的稳定与权威。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所谓使用性盗窃,是指行为人基于返还的意思,未经允许而私自暂时性地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民法理论所说的无权使用(furtumusus)的表现类型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使用性侵占行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使用性盗窃并不具有盗窃罪的刑事可罚性,因为行为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缺乏成立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否定说)。[1]但近来有少数学者认为,使用性盗窃并非一概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当造成了相当利用可能性的妨害[2]或者导致他人财物遭受较大折损消耗[3]时,同样应作为

简介：另案监听是实施监听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查明案件事实与遵循正当程序之间的价值冲突。在刑事诉讼中,另案监听取得的材料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作为案件线索的来源、定罪量刑的依据、获取其他证据的辅助材料和加强司法人员内心确认的工具。但是我国现行法对另案监听的规定尚属空白,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化对另案监听制度的规制。

简介：日本刑事诉讼法及判例对情况证据的认定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作了规定，其存在形态包括常规形态和特殊形态，主要分类有并存的情况证据、预见的情况证据、溯及的情况证据。情况证据理论特色体现为：判例渊源下显著的实践性、司法运用的广泛性、恪守“存疑则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性、心证公开性以及事实认定的详尽性。基于审判权运行的普遍规律和证据运用规则所具有的共性，在我国刑事审判对间接证据的运用实践中，可借鉴日本情况证据理论的有益经验和具体做法，包括确立间接证据运用规则、发挥间接证据的独立定罪机能、坚守疑罪从无原则以及证据推认过程的详尽展示规则。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使宪法中有关刑事诉讼正义的条款有了实效,然而也不能过于夸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适用该规则时还必须注意到不能影响警察执法的效率,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仍是刑事诉讼法最大的公共利益。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时应注意到其适用的前提条件,而非法证据排除之诉的原告资格则是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简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相关证据制度散见于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在实务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据标准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笔者认为，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证据法考量，应充分考虑该程序的财产处分属性，吸收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以最终有利于发挥该特别程序的功效为导向，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证明标；隹和举证责任作出细化．

简介：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关键手段。本文从证据法原理出发，分析了我国众多证据规定中存在的的错误．包括质证规则的虚化、证人出庭作证规则的虚设、迷信直接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被告人亲属庭外取证的问题等。作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的需要来看，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制定一部适用于三大诉讼的证据规定，实现“三证合一”，有利于建立完善的证据法律体系，“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简介：中国大陆民法继受各国学说与法例,历三十余年的发展,渐趋成熟。其以传统民法为基础,在具体制度上又多有创新,可谓法律移植与继受的典范。然而与西方国家不同,大陆民法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这在具体制度上必有所体现,且以物权制度为甚。从体系上来看,《物权法》与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法系诸国大体一致,依一般规定、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以及占有而定。但是就具体制度而言,其细节之处亦颇显立法者的独特思量。为凸显我国物权制度的继受性与本土性的特色,本文即以《物权法》的解释论为视角,先将中国大陆民法中抵押权制度的演变加以简要梳理,再重点介

简介：一、引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分别以司法解释性文件和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法院解释》)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进一步予以细化。2013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以下简称《中政委规定》),在重申非法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同时,对讯问场所和全程同步录音录

简介：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而非证明力的排除,应以此为基点厘清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将非法证据与证明力有缺陷的虚假证据区分开来;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二者有质的区别。应原则上排除重复供述,保障被追诉人供述的自愿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完善应从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规定出发,以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为核心审慎推进,应逐步实现非法证据认定的程序转向,发挥该规则制裁、预防程序违法的效力。

简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知识产权案件的取证与其他民事案件相比，其特点主要变现为取证难度大并且专业性高。法院在诉前是否采取了有效及时的证据保全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影响判决结果的关键因素。

简介：证据是反垄断执法的核心问题,取证难、举证难又是困扰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最大难题。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反垄断证据的本质是信息,原告或者执法机构取证难、举证难是因为双方之间的证据信息不对称。运用信号发送、信息甄别、信息搜寻以及激励机制等市场调节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政府也可以通过要求信息优势方承担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强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信息收集能力、实施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采用优势证据规则等政府调节措施来解决反垄断证据信息不对称问题。

简介：以间接证据锁链包含的能够直接证明的间接事实为基础,通过间接事实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根据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推定出的主观要素,可以认定案件的主要事实。但在证明标准上,应该排除行为人无辜的可能性。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正式确立,无疑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在刑事诉讼领域的一个重要缩影,对于防范冤错案件,实现保障人权和惩治犯罪的良好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研究对象,介述英国相关制度的立法渊源、制度规定、程序设置、运行机制等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强调在司法实践中要充分认识到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重要价值,进一步完善、细化规则,依法用好,敢用、会用这一制度,同时也要加强相关案例的收集和指导。

简介：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是大陆法系以及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通行的一种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依职权收集和调查证据,经历了从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到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从立法规定来看,法院的职权调查受到了限制,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程度上法制观念的变化。如何在确保法官中立和依职权调查证据中,架构合理的制度,通过比较和借鉴,应当明确法院是调查证据而非收集证据的主体,确立"调审分离"制度,严格规范证人出庭,从而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