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核心是公司责任与公司成员责任的分离，股东作为投资者无须对公司的债务承担除了其投资之外的进一步的责任。该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调动潜在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公司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功不可没。有学者曾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发现。”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有限责任改变了整个经济史。有限责任制度的发明，给近现代社会的商业活动注入了巨大活力，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空前繁荣，也使得人们投身于商业的热情高涨。

简介：司法责任制是指基于司法的属性而产生的一种责任体系，不仅包括法官的责任担当与责任追究，还包括法官享有充分独立的司法裁判权。而且，司法责任制作为一种责任体系，应当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地方司法规范性文件相呼应。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基于公正裁判的立场，司法责任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及对错误裁判的问责。然而，由于司法活动具有特殊的性质和规律，司法责任制又不同于一般的责任追究制度，其对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具有更高的伦理要求和道德期望。在此意义上，司法责任制的价值目标不是进行事后追责，更在于培养与遴选好的司法官，走司法官职业化之路。

简介：20世纪末国家提出依法治国理念，并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法官权力义务及要求的法律法规。近年来，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人民对法院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实施主审法官责任制，以法律监督主审法官的办案质量，明确主审法官在审判中的权责，以责任机制督促主审法官保证办案质量，避免冤假错案。

简介：有幸成为一名海南法院司法改革中入额的法官，在经历司法改革，尤其是今年三月一日起司法责任制落实以来，本人深刻地感受到司法改革和司法责任制的落实，给法官的思想、心态以及办案模式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概括起来有“三个转变”、“三个提高”和“三个促进”。

简介：尊敬的治良院长，尊敬的海南三级法院的法官们：海南法治高端论坛一年一度举办，我把它当作学习、交流的一个很好平台，每年我都来一趟，跟大家见一次面，汇报一下学习心得和工作体会，可以说是一种缘分，也是一件幸事。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司法改革加快了步伐，

简介：责、权、利是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基本问题。在确定办案责任主体时应充分考虑检察权的双重属性,刑事检察权应当以检察官为责任主体,职务犯罪侦查权应当以主任检察官为责任主体。权限划分上,检察官对案件的决定权应来自于检察长授权,并且要明确检察长或检委会、案件责任人以及业务部门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职业保障上,应当建立检察官专业的职务序列,完善身份、待遇等履职保障,科学评价工作业绩并加强结果运用。只有责、权、利三者统一,办案责任制改革才能真正落实。

简介：按照中央、省委批准的两个“司改”方案，法院系统严格依程序完成了法官选任，建立了司法责任制度。据人额法官情况依《组织法》规定重新配置了各业务庭的审判资源，对入额的院庭长、专委、少数留在行政部门的法官确定了主审、参审的业务数量，通过全员培训于3月1日起，按新的责任制运转已两月有余，效果如何，取得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

简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是检察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解决目前检察权运行中存在的行政色彩浓厚、审批流程过长、责任不明晰等弊端,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这项改革所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关于主任检察官,不应当将其角色仅定位于检察官精英化之前的一种过渡形态,而应当纳入检察官的法定职务序列,只不过在检察官精英化前后承担的职责有所区别;关于检察权内各项子权力的组织和责任形态,应当与批捕起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诉讼监督权各项权力自身的运行规律相适应;关于主任检察官是否会出现放权之后的滥权,应当从严格选任主任检察官、构建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实行"零容忍"的惩戒制度入手防范和解决这一问题,而不能因为担心改革出现问题就放弃和否定改革。

简介：定位检委会与检察官的关系需要立足中国政治传统并兼顾法治基础薄弱的国情，尊重亲历性、直接性等司法规律、明确检委会与检察官各自的权力和责任。改革新环境下检委会与检察官的关系，应坚持检察一体原则作为理论指导，科学划分检察长、检委会与检察官之间的权限，规范办案审批、指挥、指令程序，明确不同主体的办案责任划分，以及加强检委会自身建设。

简介：在证券市场日益发展的今天，其背后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其中证券内幕交易是为对证券市场正常发展的重大阻力，因此很容易看出对内幕交易加强法律监管的紧迫性。我国关于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只占据了证券法律责任的很少篇幅，因此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立法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简介：我国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誉为“史上最严”环境保护法。其“法律责任”一章主要围绕如何加强企业环保责任、新增政府环保责任展开。其在规制个人环境致害行为时处于近乎失语状态，体现出法律责任结构的失衡，制度现状背后隐含的价值判断是“企业致害一个人受害”的二元结构。当前环境问题的来源已从主要由企业行为演进到企业与个人行为综合致害。在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对个人环境致害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符合其制度逻辑。其规制对象主要包括直接消费行为和消费产品行为中的非环境友好行为；同时，要预防与克服社会国家化、制度“马太效应”和制度单向性风险，要从转变抽象规范、下沉执法力量、关注行为细节等方面捕获与判定个人环境致害行为。

简介：航空产品责任主体是航空产品责任诉讼首要解决的问题,该主体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受害人权益是否充分保护和纠纷是否得以顺利解决。该主体具有天然的国际性,同时其因交织航空运输责任与产品责任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航空产品责任主体不仅包括一般商事关系的私法性主体,而且还包括负有检测、适航监管责任的公法性主体。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及司法实践对航空产品责任主体呈现出扩大化解释的趋势,其目的是顺应国际社会保护消费者权益人本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我国相关立法完善应关注这一发展趋势。

简介：对于民法过失责任的理据,报应型公正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对损害的弥补;当代人对亚里士多德矫正公正新的诠释,亦没有给出过失责任的直接依据;功利主义无法逻辑地解释过失责任中的"内部运气"与"外部运气";康德的普遍法原则和目的亦无法证明为什么过失责任必须以"损害结果"为必要条件。过失责任的依据,须在分配公正的框架下考察。分配公正考虑的是好处和负担的分配,其解决的问题是:"要想实现这样的分配目标,应当给予主体法律上的自由还是相反。"社会的最终分配目标总是对法律责任的设计模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过失责任亦不例外。

简介：公司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细织形式。如今，公司对国家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更像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公司应更加注重自身的内部发展和社会的外部协调。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促生了新的、更多的不适应、不协调因素，公司的传统型营利模式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简介：主张责任是指当事人负责提出利己的要件事实(即"行为主张责任"),否则承担败诉的后果(即"结果主张责任"),其法理包括了主张责任的对象、主张责任的分配、主张的具体化及主张具体化的缓和、结果主张责任的承担等等。作为从辩论主义基本命题中衍生出来的概念,主张责任理论的建构紧密地依托辩论主义的原理,因此,伴随着现代社会对辩论主义的修正,促进诉讼和防止突袭等现代民事诉讼价值观也显著地体现在主张责任理论之中。

简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网店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该平台侵害消费者权益时，在具备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条件的，应当承担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网络媒介平台在被侵权人行使通知权利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于造成的损害扩大部分承担部分连带责任。承担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行为是竞合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其中的从行为人例如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必要条件，否则不承担责任。网络媒介平台提供者承担部分连带责任，与典型的连带责任有所区别，是仅就同一损害中的因未履行法定义务所造成的扩大部分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其余部分由侵权的网络用户单独承担赔偿责任。

简介：推进证券IPO注册制改革是当前发展趋势,是资本市场日趋完善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实行的是股票发行核准制,存在着审核效率低下、信息披露不完全、企业上市融资困难等诸多弊端,阿里巴巴赴美成功上市更是凸显出当前IPO注册制改革的紧迫性。注册制相比核准制有很大的优势,也是世界多数资本市场所采取的一种制度。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平稳地从核准制过渡到注册制。由核准制平稳过渡到注册制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及时进行《证券法》修改;转变证监会职能;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健全退市制度和追责机制;推动证监会、企业、证券业中介机构协同发展。

简介：目前,行政规制理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行政规制是否必须?行政规制是否弊端?行政法学是否应将行政规制视为一种方法论?对这些问题,须从规制产生的根源及行政规制的发展演变来予以阐明。结合我国的实际,应当淡化行政规制,将重点放在如何制约政府权力滥用上,行政法学也不应将其视为一种方法论,而应将其作为一种于特定适用领域的理念。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的医疗损害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理论,表面上来看有利于保护受损患方的弱势地位,实现诉讼武器对等,保障患方的合法利益,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自身的逻辑冲突,也违反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并且在实践中也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侵权诉讼领域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其隐射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符合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能够妥善协调医患利益,促进医疗体系的发展进步。

简介：过失客观化语境中,责任能力不再是过失构成的逻辑前提,从而丧失了在实证法上加以规定的必要。但责任能力制度原旨在表达对理性能力不及的未成年与精神病加害人保护的价值,不应被完全抹消;相反,这种价值可以通过绝对年龄下未成年人与完全丧失意思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特别免责,以及适当考虑绝对年龄以上未成年人之年龄、智力、经验以型构合理人这一兼容主观的方法得到部分实现。以此去检讨反思《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可以认为,其认定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构成过失且须因有财产而担责,规定监护人承担无过失责任及被监护人无财产时的单独责任,均有不合法理现实且失于实质公平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