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际化是期货市场本质属性，是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基础条件之一，而期货市场国际化必然要求法治化。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和自贸实验区的建立，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期货市场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已势不可挡。但目前我国关于期货公司、投资者和期货品种的准入制度等方面存在准入门槛过高、双向交流不够畅通、程序繁琐和不够透明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影响我国期货市场在国际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为此需要从法治化路径入手，完善期货立法，优化期货市场国际化法治环境，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优化市场准入程序，完善相应的风险防控机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证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有序开展。

简介：由于现实中我国金融市场的“全国性”与法院组织的“地方性”这两者之间存在固有的体制冲突，因此人们期待以“去地方化”为目标之一的司法改革方案能够有效提升金融市场的司法环境。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法律争议案件的处理，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的，并非简单地用“地方保护主义”和“反对保护主义”就可以完全概括。实证资料表明，除了纠正地方法院的不当司法行为之外，最高法院同时也经常性扮演了地方法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而地方法院较之最高法院则会有更强的内在激励去能动地扮演金融市场法律规则“供给者”的角色。由此，可能引致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带有更多行政化色彩的司法改革方案能否有效回应金融市场制度需求这一值得深思的问题。

简介：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之所以为无数法律学人所铭记,是因为由此中国进入了民事立法蓬勃发展的时期。进入新的世纪,我国立法机关开始讨论制订统一民法典,这让民法学者获得对民事法律体系进行更为周延完备地设计的机会。在这个历史机遇面前,我们回顾《民法通则》制订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会帮助我们对民事法律进行总体性考察评估、破旧立新,以更有意识地推动法律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我们践行古人＂温故而知新＂古训的良机。

简介：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广告法律规制始终以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作为基本的行动逻辑。基于中国药品市场的数据分析却表明，高压式的广告法律规制思路造成了医药行业严重的效率流失，带来了创新匮乏、价格高涨、质量低下、竞争不足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当前制约中国广告法律规制效果的三大因素是失衡的广告立法、垄断的医药市场以及随意的政府权力运作。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纠正过去目标和方向上的错误，将广告法律规制的重心转向激励制药企业更多地进行广告投入，通过提高声誉的市场回报来确保广告信息的真实性，有助于改善中国市场的信息效率和治理水平。

简介：30多年来的中国法治建设无疑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既有的国家＂构建主义＂法治建设策略则日益显露出其诸多弊端和缺陷,并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和困境,严重制约着新时期国家法治建设战略的推进和实施。因此,需要实现从国家＂构建主义＂向国家与社会＂双向构建＂的转向,从而促进共建共享的治理秩序的形成,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简介：社会保险欺诈的概念在形式逻辑层面可以采用内涵定义＋列举式外延定义的方法予以界定。从不同法部门对欺诈规制的立法内容来看,欺诈有法律行为层面的欺诈与法定主义层面的欺诈之分,社会保险欺诈属于后者,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社会保险欺诈的概念、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在社会保险领域中,道德风险与保险欺诈、保险诈骗之间为属种关系,外延上为相互包容的同心圆关系。根据我国现有立法,社会保险欺诈的构成要件由欺诈主体、欺诈行为、主观故意与危害结果组成,并且存在着欺诈表现行为缺乏抽象的类型归纳、欺诈行为的单向评价性、责罚手段欠缺层次化的体系构建等问题。

简介：地方保护主义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中处于主导性地位。司法地方保护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1992年启动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革,使得地方党政官员进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激励逐渐弱化,障碍性条件增多。作为精于计算的理性人,诉讼当事人诉诸于上级法院对案件进行干预,不管是在一审还是二审中,在成本—收益计算和风险量值上都优于诉诸于地方党政官员,因此其成为优选方案。来自上级法院的意见或没有正式行文的打招呼,成为审判中外部干预的主要形态。以抑制地方同级党政机关干预,倚重上级法院管理为内容的研究,错置了基本的关注方向。

简介：女性主义法学经历了三波浪潮,其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差异偏执、自我孤立、内部纷争等弊端。本文基于比较的视角,从正视性别差异、他者关系、不同地域种族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主义,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协同四个方面,就女性主义法学的价值诉求与现实出路作出了分析和探讨。

简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法及其适用目的的不同认识，使得法观念成为影响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在纠纷解决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另外，通过诉讼机制来解决纠纷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与之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国家治理是一个与公民权利无涉的范畴，其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而旨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和谐。而纠纷解决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治理手段的差异必然影响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运作。

简介：社会救助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社会救助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物品。相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体而言，政府作为社会救助的供给者是义务性和兜底性的。社会救助法治化的关键在于明确和规范政府的供给职能，注重社会救助供给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激励和监管社会主体的慈善救助行为；而从法律程序上落实政府的供给责任和强化被救助主体的权利是实现社会救助供给目标的重要环节。认真对待社会救助的公共物品属性，对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供给立法并最终实现救助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简介：法律家长主义是支持国家对自我损害行为进行干预或惩罚的政治道德原则。在我国学界关于代孕、器官买卖和自杀等社会议题的争论中,法律家长主义的正当性成为争论的核心。中立的自由主义者从价值中立的自治观出发来反对法律家长主义,并不具有说服力。自治必须放置在共同善的语境下才能展现出其道德意义,这为法律家长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道德依据。法律家长主义能够在法律教义学中得到妥善地安置。在刑法实践中,经由辩护梯度的上升,法律家长主义为被害人同意和自我损害行为的犯罪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刑事立法中的一些难题。

简介：刑法主客观主义的标签对立意义仅限于犯罪论中的行为违法性（不正当）本质的对立,二者的争点在于＂行为＂对于不法判断的意义,表现为主观不法论与客观不法论。刑法主观主义始终将行为视为与结果分离的＂犯意支配下的身体举动＂,行为只有征表危险性格的证据意义,不法的决定因素是＂法益敌视态度＂,这种在定罪中坚持从主观到客观的＂行为人中心主义＂成为主观归罪的方法论根源;刑法主观主义者错用了康德、李斯特之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方法,其对主观主义方法论的辩护不成立。刑法主观主义将社会防卫作为刑法的最高价值,无视社会防卫与个人自由之间的价值冲突,滥用了边沁功利主义中的＂最大幸福＂等原则与信念,误读了密尔危害原则的自由主义内涵,导致定罪论完全成为刑罚目的之附庸,沦为极端的社会防卫论,秉持这样的价值观,主观归罪命运自然在劫难逃。因此,应当彻底驱逐以＂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为信条的刑法主观主义。

简介：我国司法解释依据“欺诈市场理论”，在证券虚假陈述诉讼中，推定交易上因果关系的成立。由于司法解释制定时间较早，相关规定已经不能适应证券市场的新发展。“新三板”中做市商交易的挂牌公司由于在做市商数量、流动性以及分析师数量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因此投资者不能适用交易上因果关系成立的推定。根据“价格影响理论”，当被告证明其所披露的信息对于股票价格没有影响时，交易上因果关系不成立。机构投资者在适用交易上因果关系成立的推定时，需要提供研究报告等证明其履行了注意义务。

简介：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评析日益增加的用法律手段保护中国自然湿地的需求。本文将会解释现行的中国法和国际法中适用于保护和保存中国自然湿地的法律体制。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分析中国湿地法律保护的核心问题、缺陷以及可行的改革方案。本文将会强调中国湿地的重要性,并对中国湿地正在面临的威胁进行讨论。为了说明和论证湿地的重要性,笔者将在降低中国湿地面临的潜在威胁方面提出可行的改革建议,并对现行的法律体制进行完善。

简介：从分析京津冀城市安全面临的四大挑战出发,探讨了警务挑战背后的警务格局,提出了警务治理逻辑转型和警务供给改革的思考方案,最后为警务社会化服务京津冀城市安全建设提出建议。由＂安全民心＂缺失展开,指出了传统警务＂围墙治理＂和单主体治理的问题,提出了开放治理和双主体治理的理念,倡导增加警务社会供给,推动新型警务社会化建设。警务社会化服务京津冀城市安全建设建议包括：构建统一的警务社会化市场,以项目制推动警务社会化合作开展,建立统一的警务社会化职业标准,构建合法规范的竞争运行机制和建设与公安机关良好关系。

简介：在回应法律的认识论危机的过程中,法律科学逐渐从自然科学范式向社会科学范式转变。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进入司法裁判,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官需要借助外部视角寻求法律问题的解答。社会科学对司法裁判的贡献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常规情形下,社会科学可以用于证明裁判性事实;在非常规情况下,社会科学可以为改变法律现状提供与立法性事实相关的信息;作为一种混合用法,社会科学还可以作为社会框架的证据,通过提供与社会语境相关的信息,影响案件的后果权衡。然而,社会科学判断仅仅只是法律分析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法官在运用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始终拥有相当大的裁量权,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不能忽视法学思维的前置性。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社会科学的司法适用建立在理性基础上,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法官通力合作,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应该努力生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官除了学习教义学知识之外,更应该自觉了解社会科学方法论。

简介：关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认定，我国立法设置了数量计算方法（实际损失、侵权所得、许可费倍数）和自由裁量方法（法定赔偿）。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法定赔偿方式适用过多与损害赔偿数额认定较低的问题。寻求司法定价规则的重构与功能调整，首先要重塑司法保护的价值观念，认识知识产权价值载体、价值形态、价值实现和价值变量的无形资产特性，以知识产权的“合理价值”即“成本＋收益”作为裁判基础；同时在制度创新和司法改革方面，建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裁判的规范体系，包括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认定方式、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全面赔偿、以权利类分为基础的损害计量、以补偿性赔偿为基础的赔偿机制。

简介：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当今刑事诉讼法学界公认的两大诉讼模式。实际上,两者均奉行诉讼两造平等对抗的诉讼理念,都只是对抗式诉讼模式之下的子模式。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相对应的是合作式诉讼模式。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我国大陆地区的刑事和解和台湾地区的认罪协商也印证了合作式诉讼的现实存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正在朝着现代化方向发生重大转型,既有发生在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的从对抗式诉讼向合作式诉讼的转型,也有同一诉讼模式内部的子模式之间的转型。这一发展趋势必将引起我国刑事诉讼理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应当予以全面细致的理解和把握。

简介：美国宪法内涵了基本权利体系演化的巨大潜力,通过以权利为中心的宪法技术发展,实现了普通法原则与革命原则的有机结合,从而使美国达到了国家能力建设的历史高度。新自由主义和身份/承认政治的特殊联姻,对战后美国的“新政”宪法秩序形成了巨大冲击。当代美国宪法不仅面临来自内部矛盾的撕裂,其传统依托的“威斯特伐利亚”宪法框架也在全球化潮流中遭遇冲击。全球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结构变迁,预示着美国宪法模式全球化的内在危机。在私法化、全球化与治理化趋势的多重挑战下,美国宪法已经陷入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的双重困境之中。美国宪法的当代困境具有普遍代表性,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18世纪的宪法革命遗产,从中寻找新的历史进步动力。

简介：对世权是财产权的本质。财产权概念的外延是广阔的，不应限于有体物财产，应涵盖无形财产权；不应限于法典中的财产权，应涵盖被忽略的单行法所创制的隐蔽的财产权；不应限于私法创制的财产，应涵盖公法创制的财产。财产权的形态虽然纷繁复杂，但从最简单的形态——公物，到最圆满的形态——所有权，中间存在许多形态。财产形态从单纯的排他性到复杂的可转让性，由简及繁，可以形成一个清晰的财产权谱系。财产权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必须由法律规定，财产权法定主义是财产法的重要原则，财产权法定主义的最本质的两个要素是：一是财产权中的对世排他力需法定，二是财产权中的对世排他力的转让需法定。“权利法定类型化”是财产权法定主义得以实现的立法技术。中国民法典应设财产法总则，对财产权的基本问题和共同问题作出规定，应对实践中复杂的财产权问题，并保障民法典体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