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违法犯罪嫌疑人亲属对特定违法犯罪事实有无举证义务？这，单从法律上，似无疑义；但从伦理中，从伦理和法律关系会通中，该义务若履行尤其是被迫履行，势必危及伦理，破坏法律关系，进而危及公序良俗美德，引起一系列难题，埋下系统性危害。为解此难题，避免和防止其危害，亲属容隐2000多年前从中国应运而生——该举证义务经深谋远虑审慎权衡而被豁免，并扩展、深化、提升为对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的根本性解答和解决，千年一脉、万里友声。亲属容隐之所以发生发育且长久而普适，生命力之一在植根本真、出于人性：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爱亲人、敦亲情、睦伦理，是人性之“素”，演化为常态伦理事实；此伦理事实当伦理和法律关系陷入两难的特殊情境中，则演化和建构起亲属容隐甚至伦理豁免这一类制度，解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而两全，并兼顾公序良俗美德而多全。历史表明：亲属容隐出于人性，寓长治久安之道。

简介：近年来,一些受贿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犯罪手段越来越狡猾,除了传统的"一对一"受贿方式外,还利用家属、亲戚、朋友等第三人来索取、收受财物,企图使"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贿赂"两大必要构成要件之间产生脱节,从而无法认定其受贿事实。因此,正确认识亲属参与受贿行为,准确做出罪与非罪的定性,是摆在司法实践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拟从理论上探讨受贿罪共犯问题入手,通过对实践中发生的亲属参与受贿行为的不同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对亲属参与受贿行为这一实践难题做一浅显破解,期望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简介：<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我国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离不开对外国法治经验的大胆借鉴,尤其是不能丢掉我们传统中固有的、优秀的法文化财富。本文仅就亲属作证的规则为例,从宏观的比较、分析中,揭示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偏差,以期引起学界和立法者的注意。作为制度的法律体系,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相同。我同意苏力先生的观点:有关法治的知识体系具有地方性。但也正因为如此,跨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法律规定的趋同性才更显珍贵。比较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作证特免权,不

简介：台湾地区在80年代中期的逐渐开放，使妇女运动有了生存的机会。而台湾妇女运动所完成最主要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推动台湾地区民法亲属编的修订。

简介：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讧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简介：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华法系的发展过程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礼法结合的传统法治理念之下的一项重要制度。亲亲相隐的重要核心就在于亲属之间没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现行刑法规范不但没有规定亲亲相隐,反而规定了亲属之间的作证义务,破坏了伦理,不利于社会稳定。本文试从亲亲相隐的积极价值、现行刑事立法的缺陷处罚分析,提出在现行刑事立法中增设亲属的消极豁免权。

简介：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亲属制度的一般性规则未作明确系统的规定,这与我国婚姻法长期以来的立法目的与法律存在形式有着深刻的关系。在民法法典化过程中,在婚姻家庭编中增设亲属关系通则,既是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体系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达成法律内部逻辑完整性的基本要求。我国亲属关系通则的制度构建离不开对亲属伦理的认识和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在宏观审视制度架构及主要内容基础上,对亲等的计算方法、近亲属范围的确定等主要争议问题提出观点和看法。

简介：结构主义解放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混沌关系，在各个学科中引发了理论革命。受此理论指导，克鲁克洪认为文化存在显型与隐型的结构关系，弗里德曼进一步将法律文化结构分解为内部法律文化与外部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结构与法律文化的结构，应该分属不同的理论论域；法律文化的结构从其理论预设出发，应当具备三重理论特征，分别解决符号意义、符号框架、型塑与限定行为三方面问题；法律文化具有表层结构、中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简介：“亲亲相隐”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一项司法主张，在历代法律中都得以确认。“大义灭亲”制度作为对正义的追求而一直被一部分人所推崇。这两种制度其实是情与义在法律领域中的冲突。在当代立法上，应该吸收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精华，借鉴外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建立“亲属免证权”制度；同时，“大义灭亲”在道德层面上可以提倡，法律不应该予以强制或鼓励，因为其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畴。否则，不仅不利于维护亲情，不符合人性，而且不利于家庭、社会的和谐，最后还会影响法治的权威。

简介：本文通过对中西亲属拒证权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从自然法则和中人标准两个角度探究了法的伦理品格，并基于此，提出了人伦精神应该自始至终地融汇于法律之中、成为其道德支撑力的命题。

简介：一、传统视野下的亲属争讼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简介：社会显秩序是指用权力与法规命令推行的秩序，隐秩序是指由自发的适应性交往构成的秩序，它使人们理性决断成为可能。正像在资源配置上，单纯的计划经济企图用显秩序取代隐秩序招致失败一样，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控制上，单纯依靠显秩序也必将导致“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政府失灵现象。应当通过法制来加强德治，改造社会隐秩序以创造依法治国的道德环境，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秩序。

简介：＂父子相隐＂,应放在叶公子高和孔子这两大春秋智者的思想体系中解释。＂衷（中）-直-直而不顾＂对应＂德性-中性-恶性＂这一评价体系。＂直＂是中性,＂直而不顾＂是恶性,只有＂衷（中）＂才是德性。孔子提出＂父子相隐＂,是在社会秩序的底线问题上给出了肯定式判断。将＂父子相隐＂理解为家庭伦理关系上的规则,是矮化了这一命题。

简介：<正>前个时期,我被法律顾问处指派接受某刑事案件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在一审判决后的上诉期内提出上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的规定,我以律师的身份,持“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专用证明”,去某看守所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征求是否同意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意见。该看守所接待人员(曾两次请示该所负责人)表示: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因此拒绝我会见被告人;又称,该被告人是由人民法院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