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德国、日本等国刑法明确区分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未作此区分，故不能按照德国、日本的刑法规定确定我国刑法中的财物的外延；在我国刑法中，财物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盗窃罪的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产性利益。但是，“盗窃”以行为人将他人占有或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或者享有为前提。盗用他人交通工具或者盗窃欠条的，成立对交通工具或者欠条的盗窃，而不是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由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象包括对财物本身的占有以及对财物所蕴含的经济价值的占有，所以，对于盗用他人交通工具或者盗窃欠条的行为，可以按行为人所取得的经济价值计算盗窃数额。对于侵害他人不动产的案件，需要区分行为对象是不动产本身还是不动产的产权，进而确定侵害行为的性质。

简介：分散的利益诉求在行政立法中往往较难得到保障，故有必要借助于组织化利益表达方式，但该方式在我国存在着诸多困境：利益的组织化有着一定的制度性障碍；不同利益群体间利益表达能力失衡，部分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俘获”行政立法主体。而一些弱势利益群体则因组织化程度低及缺乏利益代表等原因而在行政立法中集体失语；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化利益体的行政机关本身存在通过行政立法将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危险等。因而，有必要降低利益主体的行政依附性，赋予其必要的结社自由；提高弱势利益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利益均衡表达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的立法程序，防止行政立法权的滥用等。

简介：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年代,出于取得合法性的政治紧迫性,大众化司法成为人民政权展示其民主实践成就的重要政治象征。然而,司法的大众化实践却存在与生俱来的政治技术难题：如果允许缺乏政治觉悟的普罗大众完全自主地广泛参与司法决策,则有可能导致“法意”被“民意”所裹挟,这并不利于人民政权“改造社会”之目标达成。尽管“马锡五审判方式”成功塑造出一种“法意”兼顾“民意”的实践典范,但这种政治化典范所能起到的道德示范效应与实践应用价值是有限的。对于那种有可能影响政治宣传效果的“非典型性”实践,必须以相对于公众而言“不可视”的方式掩藏起来。在唯有“讲政治”的“典范”才具有“可视性”的二元体制中,“个体”的主体性价值与意义难以得到自我呈现,这反而在事实上压制了司法的民主决策潜力。

简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是国家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是维护法律权威、捍卫法律尊严、保证法律实施的有力保障。然而，近些年来侵犯警察执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警察在执法时，经常受到执法对象及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侮辱、诽谤，甚至是暴力袭击，侵犯人民警察的正当执法权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人民警察的执法权益应该得到依法保障。

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对于该要件的性质与认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对以往司法解释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对此应当进行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以便为受贿罪的司法认定提供法理根据。

简介：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一条【立法目的】为给民商事案件的审理提供裁判依据,正确处理私法主体之间的纠纷,特制定本法。第二条【调整对象】本法调整自然人的人身关系以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之间在民商事活动中形成的财产关系。第三条【法律渊源】人民法院裁判案件,本法及其他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依习惯;没有习惯的,依法理。前款所称习惯,以不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