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由于眼疾使得视力急遽下降，因此很少到昌平来与同学们交流。此次法学院开展法史论坛，和大家见面很是高兴，借此机会谈谈我在读史治史方面的一点体会。

简介：西嶋定生是著名的东洋史学家,东京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与京都学派的谷川道雄都是学界巨擘。一个研究秦汉史,一个研究中古史,基本的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观,然而都没有局限于教条,开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西嶋先生早期囿于历史分期的讨论,有着教条化的倾向,但在与京都学派的论战中,不断修正,开始着力于战国以讫,秦汉大一统帝国的构建,帝国权力与一般民众的关系的讨论,帝国与四夷所结合产生的东亚世界,以及背后作为理论支撑的儒教国教化的问题。主要观点见于《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等一系列论文、专著。它的基本观点最后都被汇集于《白话秦汉史》,〔U该书深入浅出,使人得以一窥先生学术的大概,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简介：一般人格权和侵权法的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在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模式下，承认一般人格权保护人格利益的需求会大大降低。但由于传统法中侵权责任的成立，以损害发生为前提，以损害赔偿为唯一后果，这导致仅通过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条款不足以预防侵害行为的发生，正因为如此，瑞士民法典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德国侵权法三个小一般条款的结构一方面推动了一般人格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又阻碍着一般人格权融入到民法的整体框架中。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一般人格权的发展是侵权法对人格利益保护不足的产物。

简介：这是一部历时30年才初步定稿的作品。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韦庆远和高放两位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经常到京郊温泉中央档案馆的明清档案部阅读和摘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历史档案,还在一些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搜寻有关咨议局及其代表人物活动的地区性筹备立宪资料。历经五六年的资料收集,两位学者正准备动笔之际,却赶上了十年浩劫,这一等便是30年,一直到1993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末宪政史》—书。[1]现如今,这部书的第一作者韦庆远先生已经于2009年5月11日病逝,另一合作者刘文源先生也于2010年4月4日过世,而已经84岁高龄的高放先生独肩大任,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于是,便有了这本于2012年初面世的《清末立宪史》。

简介：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是在不法类型判断基础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定位明确，判断严谨。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往往被混入免责事由之中，定位游离，功能弱化。要对正当化事由进行刑民关系考察，在民法上就必须切割“违法性’’与“过错”。对于“明定’’的正当化事由，在解释论上要尽可能消解刑民规范冲突以维护其“互通性”。就“续造’’的正当化事由而言，效力局限于其被认定的法领域，并不当然在其他法领域有效。

简介：中国特保机制是我国入世法律文件确立的，自我国入世之日起对我国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制度。十多年来，特保措施成为关国、印度、欧盟等WTO成员对华实施贸易救济的新手段。中关轮胎特保案在“快速增长”、“重要原因”与因果关系问题上存在激烈争论，最终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均作出了完全不利于中国的裁决。中国特保机制即将期满而成为历史，然而中美轮胎特保案中我方未能充分举证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汲取。中国日后若要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获胜，就必须充分举证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中美轮胎特保案我方的败诉，既给我们以教训，更引起我们的反思．

简介：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是针对人类的智慧创作物而言的两个方面。知识产权就是由智力劳动者在公有领域的元素上施加智力劳动后产生的具有新价值的成果,而依法获得的专有权利;公有领域则是公众依据法律规定可以自由使用的智慧创作物所组成的集合。形式上看,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两者是相互排斥的,但实质上两者却是相互依赖的。在满足法律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以公有领域元素为素材创作出来的智力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成为私人财产。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公有领域的元素,成为人类的共有财富。本文围绕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期厘清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简介：金融创新与法律制度演进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反思我国现行金融法律制度，激励金融创新、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建立的实质并不是国家对金融的控制，而是为了使金融效率最大化。金融创新类型和国家立法传统不同，决定不同国家金融创新与法律制度的先后关系不一样，法律制度对金融创新发挥着促进或抑制作用。

简介：＂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是一个时期以来除经济建设外我国社会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实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法治＂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下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对接中国传统法律实践和文化的资源,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以建设＂法治社会＂为基础。我们应当在＂形式法治＂、＂实质法治＂、＂程序法治＂的有机结合中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现代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

简介：近年来,中国法制史学科在很多大学、法学院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吞并的命运,作为法律史的一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更是冷门之中的冷门,甚少人去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对现实法治影响也微乎其微。以当代中国司法中极为受瞩目的司法调解为例,学者们宁愿去找在西方也是非主流的ADR,或"能动司法"作为理论依据,却忽略了扎根于新中国革命法制传统中的充满着乡土气息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此而言,新作《历史与现实的选择--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研究》[1]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表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眼光。

简介：邪教一直是困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反思现有邪教问题建构和反邪教实践发现,以往邪教防范和处置的焦点多集中在个体性的人上,引入关系视角,以关系性的人为中心,构建了邪教演变以及反邪教过程的结构模型,并首次提出邪化的概念。邪化与转化共同构成邪教演变和反邪教过程的基础概念。在此基础上,对邪化、转化过程中的邪教社会关系和正常社会关系分别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关系视角下的邪教防范和处置的对策建议。

简介：本文通过对媒体工作者、普通受众和司法工作人员三个群体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现状，指出媒体与司法机关在很多问题上既有相同的意见，也存在较大分歧。双方的良性互动远未实现。如果双方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不仅既有的矛盾很难调和，甚至有进一步激化的危险。

简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遭遇消极抵制，表明这并非解决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难问题的正解。原因在于将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界定为传统民法理论中的必然因果关系使其无法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证实。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对于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探索总结了盖然因果关系、表面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等多种理论及与此相关的事实推定、间接反证、概率统计等多种证明方法，值得我国借鉴。这些学说的共同点是使得受害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证明负担得以减轻，而并非直接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应界定为逻辑上属部分因果关系，在法学上属相当因果关系。唯有如此界定才能使因果关系的证明成为可能，在这一方面，比较法上的一系列配套证明制度也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与借鉴。

简介：监所事件频发，社会舆论将矛头直指监所监督，实现监所监督的首要前提是主体的确定及相互关系的协调。依据我国权力结构，监督主体有人大、行政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作为可以与监所抗衡的权力主体，本应发挥监督作用，遏制、减少监所事件的发生，但实际效果却不然。在现有权力框架内，究竟如何才能有效发挥三者在监所监督中的作用，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三个监督主体分析，明确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构建良性的监所监督主体体系，以保障被监管人员在失去自由时不至于丧失人权。

简介：牵连犯作为一种罪数形态，在刑法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刑法理论中对牵连犯的判断是以牵连关系为标准，牵连关系在理论上不仅存在两种基本形式，而且也存在多种观点分歧。事实上，牵连关系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联系密切。当数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属于同一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牵连时，应认定为一罪，应按从一从重的处断原则处罚；反之，如果数行为属于数个不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牵连，则构成数罪，应实行并罚。

简介：民主意识的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法治意识的提升使得民众对法律事件尤其是反映时代特性的法律案件产生表达意见的强大冲动，而多元化的媒体则为这些内在的兴趣与冲动提供了平台。近年来的“许霆案”、“李昌奎案”所引发的热议就是例证。在这场具有现代性的民意监督运动中，法院一方面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一方面则积极的寻找应对策略。本文所论证的命题即为：在法治社会，法院与媒体舆论监督之间应该走向共融而不是流于粗浅的冲突。

简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现行宪法确立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强国家一弱社会”模式，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等部门法对于国家一方的法律调整的高度重视与对于社会组织一方的法律调整匮乏形成明显对比，也是这一模式的明显体现。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宪法对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新定位，确立“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制定《社会组织法》，填补社会组织法律调整框架中缺位的基本法；清理公法法律法规，通过法律调整机制促使政府转变职能。

简介：相邻关系的生成立足于相邻关系具有的功能价值，现代社会公法相邻关系的兴起并非意味着私法相邻关系的死亡。以功能主义方法审视现代社会相邻关系的二元形态是准确考量私法相邻关系与公法相邻关系适用竞争与优位性的关键。相邻关系二元形态的优位性考量并非简单的事实认定问题，而是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判断问题，需要根据具体个案的情形加以判定。建构相邻关系纠纷处理的法定协调机制，完善相邻关系法律规范，实现私法自治性和公法强制性的有机结合，提高行政行为的科学性与可预测性，实现行政主体在相邻关系纠纷问题上的被动介入，对于促进相邻关系的协调与现代发展意义重大’

简介：西方“法治”具有理性基础，与“理治”具有内在联系，其主要理路在于从理性与信仰的“形上”高度构建法治体系，其主旨也在于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中国古代以来的“法治”与“德治”具有密切联系，具有“礼主刑辅”或“礼法兼用”的特征，而“法治”也因缺乏制约权力的机制而形成某种“权治”理路。中国要实现向现代民主法治国的转变，就应借鉴西方“法治”或“理治”的合理观念与历史经验，重视建设法治的理性与信仰基础，消除封建专制意识与权力斗争意识，由此才能实现让理性照耀国家的理想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简介：作为社会权的住房权,虽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确认,然而其救济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国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以间接救济为主;在区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各区域之间差距甚大,以欧洲较为完善;在国家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呈现多样化发展,或通过宪法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通过普通法律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由州法院根据州宪法对住房权进行直接救济,或通过适用或解释生命权对住房权进行间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