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的应该认定为工伤。但在具体工伤认定案件中，因为《条例》对“工作场所”的含义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所以执法人员、劳动者和企业负责人容易产生争议。事实上，该问题的解决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即应该以劳动者利益优先保护原则作为出发点，同时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在总结有关法律规定和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可以认定工伤是“因工而伤”，凡是与劳动者的工作存在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联系的处所都可界定为“工作场所”。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是新时期提出的新要求，是一种科学、理性回归，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正视社会矛盾、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反应，最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监管场所作为国家专政机器的一部分，也应当积极探索并全面贯彻落实。

简介：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旅游服务企业经营的特征决定对于场所旅游服务企业的赔偿责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限定：兼采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限定；赔偿数额的限定和赔偿种类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定；以财产责任为主的责任方式限定。通过上述责任限定，我国旅游业才能达到平衡旅游经营者与旅游消费者利益的目标。

简介：WTO一方面要求实行非歧视贸易，另一方面又允许各成员在遵守WTO规则的前提下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对区域内成员实行更加优惠的待遇。由于许多WTO成员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因此，在相互间发生争端时，由于争端方具有WTO成员和区域贸易协定缔约方的双重身份，在哪一争端解决机构解决争端成为很现实的问题。近年签署的一些区域贸易协定大多规定了争端解决的场所选择条款，这一条款的设置对于解决上述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简介：对集会游行等群体聚众行为施以场所限制是发达国家以法律规范集体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集会游行的场所限制大致分为公物使用限制、禁制区限制和私人场所限制三种。公物使用限制主要集中于＂公共用物＂和＂营造物用物＂使用限制两个方面,＂公共用物＂对集会游行的限制较少,而使用＂营造物用物＂举行集会游行则应以不对该营造物本身功能使用造成较大妨碍为限。禁制区之于集会游行的限制,除特殊情况外,乃属绝对禁止性限制。私人场所也可绝对禁止集会游行的举行,但对于那些具备＂准公共场所＂性质的私人场所,仍涉及如何平衡私人财产权与公民表达自由之间关系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限制聚众群体行为的法治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简介：程序是法学（法律）的一个独立范畴。由于语境不同，中西方对“程序”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学者对法律程序进行解释时存在误读现象。完整地认识程序，需要完整的观察视角。只有从人权、法治、民主和经济等多元视角来诠释法律程序的价值和功能，才可能较完整地认识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相互关系。

简介：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进行控制，已经成为政府营造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广州即将于2010年11月举办第16届亚运会，在这一背景下，广州市控烟立法显得刻不容缓。广州市人大法委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立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广州实际，平衡各方面利益，制定了纩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本文作者作为承办该条例的具体工作人员，试图以该条例制定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切入点，尝试从立法的角度对每一个难点问题作出解析，以期读者能对广州市控烟立法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简介：血缘关系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中有重要地位，涉及到刑事诉讼的受理，回避，管辖，证据、判决和执行。经过近代和现代化的洗礼，血缘关系在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作用显著地降低了，这既是一种进步，也是倒退。

简介：从侦查、起诉到审判,整个刑事诉讼活动都围绕着证据展开。法官依据证据来认定事实进而作出裁判,检察机关能否精准指控犯罪的关键在于证据是否充分。检察机关应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并从理论层面上和实践层面上进行分析和阐述。从理论层面上,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把握审查起诉标准,重点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口供证据补强规则进行了分析,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进行了剖析。从实践层面上,从强化庭审前对证据的审查和加强庭审过程中对证据的掌控力进行了论述,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简介：从给付的角度看,无因管理是管理人给付给本人利益的行为.基于对利益相关人的尊重,给予他人利益时,仍需获得利益相关人的同意或接受.无因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时含有希望他人认可的潜在含义.构成适法无因管理时,管理人首先基于本人的意思考量,有足够理由相信事后会得到本人承认,据此实施管理事务.管理行为的结果是,如果本人追认该行为,则按照合同处理;如果本人不追认,则构成无因管理,出现和“追认”一样的法律效果.无因管理不是事实行为,而是“法定的”满足管理人的意思而设定的制度.

简介：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发端于西汉，经历数百年，到封建王朝鼎盛时期制定的唐律，据称“一本于礼”，显然是儒家化的最终成果。不过，有些学者论及西汉以后的法制，称之为“外儒内法”或“形儒实法”，对于法律儒家化而言，这显然又是一个悖论，既然法家之实得以保留，那么所谓的法律儒家化也只能说是徒有虚名而已。这种悖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法律儒家化的历史。

简介：社会救助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社会救助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物品。相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体而言，政府作为社会救助的供给者是义务性和兜底性的。社会救助法治化的关键在于明确和规范政府的供给职能，注重社会救助供给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激励和监管社会主体的慈善救助行为；而从法律程序上落实政府的供给责任和强化被救助主体的权利是实现社会救助供给目标的重要环节。认真对待社会救助的公共物品属性，对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供给立法并最终实现救助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简介：行政许可是在一般禁止基础上个别授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实现“总量控制”的“排污许可”是一种附义务的赋权行为．故政府环境管理部门以排污许可的方式授予企业的排污指标——“排污权”，从其设立的背景、目的、法域归属等方面看，具有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双重法律性质：一方面是在政府环境管理部门依法严格约束之下，为保障公民适宜环境权实现的环境义务；另一方面又是建立在企业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自然权利之上的、以行政许可的方式授予行政相对人的环境权利。

简介：当代国际经济法应该具有多元开放的法学视角和理论进路，例如，法律视角、经济视角、政治视角、历史视角、人权视角、哲学视角、发展视角、可持续发展视角，等等。Jackson的实用主义宪法制度分析、Petersmann的理想主义自由宪政分析、Qureshi的全球化多元综合法律分析为国际经济法学术领域的三种主要视角。国际经济法的理论多元标志着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走出理论的幼稚和贫困，迈向理论的成熟和繁荣，进而超越概念之争，进入理论之争，乃至开启范式之争。

简介：文章首先简要地介绍了美国的法学教育状况,并对中国法学教育现状进行简单反思,进而提出美国模式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高校法学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最后,作者试图从法学教育的目标和实现的路径两个方面阐述如何对美国法学教育进行借鉴.

简介：民事诉讼受理是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初始必经阶段，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意义重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出现，民众的诉求越来越多，而我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专门机构，应当担负起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历史任务，最大程度地吸纳化解矛盾纠纷。然而，现行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所规定的起诉条件，既包括实体内容又包括程序要求，确定性有余而灵活性、包容性不足，虽然能够一定程度地起到过滤纠纷，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但其对于新型权利诉求进入诉讼渠道的阻隔作用日益显现，甚至为个别地方限制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提供了借口。在改造方案的设计方面，应当理性审视现有司法资源和司法环境，更宜采渐进式而非跃进式的方案，避免由于准备不足而导致司法不堪重负，制约正常功能的发挥。

简介：物权法中的共有是指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共有，仅为狭义的共有。广义的共有尚包括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共有和准共有。将共有作狭义和广义区分，才能更好地衔接《物权法》与《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中有关共有规定的关系。共有类型投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应推定为按份共有。按份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物，而共有物经占份额2／3以上的共有人同意而被处分时，其他共有人有转让自己所持份额的权利。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应视具体情形来确定其权利性质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

简介：在质料意义上而言，欧盟已经存在有宪政雏形。哈贝马斯认为，制宪将会促成欧洲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大辩论，为各国协商对话和沟通创造契机，产生政治公共领域，培育共同政治文化。文章指出，一部形式和规范意义上的欧盟宪法是社会治理系统工程的开端和象征，代表着一种新秩序，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在世界舞台上。

简介：累犯是适用于极少数人的刑罚制度。刑罚施加于罪犯是以其犯罪行为为基础的,但累犯只有一个犯罪行为,且已经按照相关规范予以定罪处罚,除此再无犯罪行为,因而在罪刑法定原则体系里,它是有刑罚而无犯罪行为的唯一个例,是无罪行之刑罚法定。大多数刑罚的给予,都是以刑法分则条款为依据,然后结合总则刑罚章节而确立的,但累犯制度则几乎与分则条文毫无关联,因而它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不相容的。另外,它还与刑法适用一律平等、不溯及既往、禁止重复评价等原则也存在着结构性冲突。现有的规范体系与理论研究都未就这些冲突提供较好的合理化基础,因而一般累犯制度的存在值得反思。

简介：上世纪举世瞩目的美国微软垄断案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微软之所以会获得软件市场的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因素，而且更向我们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反垄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