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制度生成视角下推进环境侵权法律救济机制建设应该坚持保守的态度，选择渐进的思路。司法层面应选择环境公益诉讼作为适当的救济途径，结合能动司法理念、尝试性司法实践有序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层面应谨慎选择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并从类型化角度选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和举证责任分配机制。

简介：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在继受他国立法经验时过于偏重规则移植，却忽略了对制度生成背景的考量，导致立法者面临网络技术挑战时既难以根据制度生成的规律梳理出制度失灵的原因，也无法在缺乏成熟立法可供继受时做出制度转型的独立判断。因此在构建符合网络音乐利用方式的制度体系时，应以协调相关产业主体的商业模式为目标，一方面构建符合产业形态的权利内容，在音乐著作权范畴和归属设计上保证法定权利配置能发挥音乐作品最大效用，另一方面构建协调产业利益的许可机制，保证不同商业模式的产业主体得以合作共赢。

简介：地方法治环境生成评估指标体系是评价和衡量一定地域法治状况优劣的重要依据。基于此,以贵州省为例,建立一套合理的贵州法治环境生成评估指标体系。旨在通过法治工作的量化评估来设计我国地方法治环境生成评估指标体系。同时该指标体系设计将为推动我国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

简介：我国刑法现存9个过失危险犯立法例。过失危险犯是一种因故意违法而过失导致危险状态的犯罪。它是事故型犯罪的未遂形态。过失危险犯的罪过形式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其罪过心理较一般过失存在着对违法的故意心理。过失危险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其包括罪过部分和非罪过部分的犯罪心理。因故意违法而过失导致重大险情的行为具有犯罪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简介：被破坏性膜拜团体精神控制受害者的心理成长工作，在西方国家被一些学者称为“脱教”，这个过程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重要阶段。成长是人一生的课题，一个人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觉醒和努力，拒绝成长单靠外界的压力，是很难实现成长的。因此，这是一项涉及许多方面、非常艰难的工作。这里仅从完善家庭支持系统与被破坏性膜拜团体精神控制受害者的心理成长的角度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简介：提高警察安全意识是引导警察科学地认识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安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在安全生产中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应借鉴安全心理学基本规律和知识,研究警察安全意识与安全心理学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注意等心理活动的关系,探索强化警察安全意识的方法,进一步提高警察执法规范化程度和安全执法能力,保障警察安全。

简介：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简介：贿赂与性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性贿赂是以性服务为交换而获得利益的行为．性贿赂入罪的呼声一直很高．但立法者总是持谨慎态度。针对性贿赂提法的科学性、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性贿赂证据收集的困难性等问题．性贿赂的出罪派和入罪派从刑法精神、立法例比较、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性贿赂入罪应缓行。性贿赂入罪没有必要独立成罪（独立的罪名、独立的刑种和刑度），可以考虑通过司法解释调整现有贿赂罪刑度适用的情节．以缓解社会对立法者的压力。

简介：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将辨认笔录纳入了证据的行列，表明辨认在侦查破案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在辨认操作中还存在有不少的难点与问题，造成侦查辨认错误或瑕疵。从侦查辨认在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及成因、侦查辨认在实施中应遵守的规则与要求、侦查辨认程序的启动与实施、对侦查辨认结论的审查等方面进行阐述，力争使侦查辨认科学、统一和规范，防止出现错案或瑕疵证据。

简介：内容提要：通过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1996至2010年间审理申请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案件所作的563份裁定中66份撤销裁决裁定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1994年《仲裁法》对申请撤销仲裁销裁决的规定虽然过于简约，但撤销程序存在的问题更多系源于法律的实施。法官缺乏仲裁法知识以及法律训练不足等因素，也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为规范撤销程序，一方面，仲裁机构及仲裁员应特别注意遵守程序正义的要求，注意保障裁决在法律上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法院应不断改进仲裁观，提高司法能力，善用自由裁量权。

简介：基于2012年修改后的《民诉法》第122条的规定，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予以“先行调解”具有合法性，但该条款在合理性和正当性上尚存在不足。就先行调解的适用而言，在时空范围上系指原告起诉后至法院立案之前所进行的调解；在调解主体上是指由人民法院所进行的调解；在调解结果之处理上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予以立案并制作调解书终结案件、予以立案并进行审理或不予立案等方式。

简介：本文对当前案件管理中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在吸收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改进案件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看法。笔者认为，目前案件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如案件质量评查问题，案件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案件管理的精细化问题，案件管理的人性化问题，案件管理中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案件管理中奖惩机制的落实问题等等。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案件管理工作才能逐步完善。

简介：近几年的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把重点放在检察机关与法院活动的变化上,却忽略了被告人对于量刑程序的参与。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之中不仅能有效地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其本身的参与也正是程序正义的重要表现。刑诉法的修改与＂两高三部＂颁布的量刑规范意见一同为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被告人积极参与量刑证据收集时,法检也应当履行适当的义务。同时法院对量刑程序应当适用变通的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这样才能使被告人真正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来,并有效地促进量刑公正。

简介：中国经济法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涉及多元利益，且受到执法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法的实施变得非常复杂。中国经济法在实施中面临和存在着较多问题，如较高违法率和较低查处率并存；问题解决与矛盾转移并存；对执法机构的过度倚重，对来源于社会和市场的法律实施路径较为轻视；某些情形下的立法缺乏从实施角度的考虑。因此，应该从立法和实施两个层面进行制度变迁：经济立法应该反映执法机构的现实状况；提高经济法律的威慑力；运用信用体系促进市场主体自律；依赖非政府的力量实施法律。

简介：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地方立法存在缺乏必要性、具体性、越权严重、冲突广泛、操作性差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大量立法资源被浪费，不利于法的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法律作用的实现，法律适用无所适从、地方保护主义合法化。地方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地方立法目的不当、立法主体立法技术的欠缺、地方立法主体观念滞后、立法依据不明、相应的国家机关怠于履行立法监督职责。解决地方立法问题的出路在于端正立法目的、更新立法观念、实行立法专业化、明确地方立法依据、强化立法监督责任，建立地方立法“良法”标准等。

简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被誉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但由于立法者在立法思想上的相对保守以及立法能力和立法技术上的明显不足，新刑诉法确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证人出庭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的手段以及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基本制度面，都遗留下了一定的缺憾和问题。由于我国司法现实的复杂性，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可能在实践中产生制度空转甚至制度反转效应，使得促使证人出庭的立法目的落空。

简介：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和补偿标准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强化了征地对程序正义性的依赖性。集体土地征收应当顺应参与式行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强调程序参与和程序平等原则，保障被征地人提前、全面和深度介入土地征收，强化其征收话语权，保障其土地财产权。从确定土地利用规划方案、认定公共利益、设计补偿安置方案、分配土地补偿款项、争议解决程序和司法救济机制等各个环节，都应当拓宽被征地人畅通、平等的参与渠道。

简介：本文详述了长期困扰德国公司法理论和实践的公司决议瑕疵诉讼滥用问题，在全面分析滥用成因及总结现有应对措施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滥用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诉讼提起即可阻碍决议执行的“登记障碍”制度，而我国正在制定中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中的相关规定极有可能形成类似制度而重蹈德国覆辙。文章提出应当遵循和回归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以我国民诉法新确立的行为保全制度及规则来调整诉讼提起与决议执行的关系，合理平衡原被告双方在中止决议执行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滥用可能。

简介：邪教一直是困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反思现有邪教问题建构和反邪教实践发现,以往邪教防范和处置的焦点多集中在个体性的人上,引入关系视角,以关系性的人为中心,构建了邪教演变以及反邪教过程的结构模型,并首次提出邪化的概念。邪化与转化共同构成邪教演变和反邪教过程的基础概念。在此基础上,对邪化、转化过程中的邪教社会关系和正常社会关系分别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关系视角下的邪教防范和处置的对策建议。

简介：“支付”作为给付行为的重要形式，是保证交易顺利完成的标志性事实。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技术创新使得现代支付体系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子支付服务正深深地影响着国际商务和个人跨境消费。电子技术本身的特殊性、支付主体和接收主体的多样性及不同国家电子支付监管规则的差异性造成跨境电子支付服务中存在多重风险．这需要完善相关国际法规则、协调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电子支付法律规范及加强法律技术合作等。我国电子支付服务监管立法应当以传统监管体制为基础．以跨境电子支付风险特征为核心．构建以中央银行监管为主体的多层次监管结构，以此促进安全、高效的跨境电子支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