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和解协议属于典型的实体法与诉讼法交叉领域：一方面,和解协议本质上属于特殊的民事合同;另一方面,和解作为一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必然要求确定其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尤其是与诉讼的关系。就初始纠纷而言,和解协议与诉讼裁判之间相互排斥,从而实现了广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和解协议又非终局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可能发生和解协议之诉。此外,出于效率等因素的考虑,诉讼法上又常常会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一些特殊规定。这就要求必须从诉讼法的角度,对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详细阐述。

简介：近年来．每年的审计工作报告都揭示了预算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但每年审计查出问题中“屡审屡犯”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整改不到位、不彻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说明．如果对审计查处问题的整改工作没有进行后续的检查与监督，那么审计成效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必须加大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监督力度，以维护国家制订的各项法律法规、财经管理制度的严肃性。加强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研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完善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制度，推进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的制度化、长效化。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发挥人大常委会的职能作用。

简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内涵，需要法律推进其健康发展。为了化解农村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成为现实抉择。通过改变命令控制性法律规制或软法之治的传统做法，政府和市场合力推动基于社会可接受的法律激励机制，能够更好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外部性问题。为此，应利用“激励-制约”的范式框架，构建以土地、户籍、财政等为制度工具，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和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现路径。

简介：原告资格要件是行政之诉的合法性要件之一，域外通行的做法是将其作为实体判决要件在立案登记之后审查。在主、客观两种行政诉讼程序模式下，原告资格的审查标准有所不同，客观诉讼程序特征更突出的我国行政诉讼却适用了主观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标准。原告资格审查时段因立案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我国立案登记制下的行政起诉与受理程序中，法院在立案登记前仍须审查起诉人的原告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将原告资格前置为起诉条件的制度安排欠缺程序正当性，必须作优化改革。在再次修法将原告资格审查时段后移不太现实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先行制定或修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立案登记时采用“可能性”审查标准，并适用“参与型”原告资格审查程序。

简介：随着法律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公民权力意识的不断加强，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被告人权利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被告人权利保护的状况也不断改善，然而，与此相应，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发展速度并未跟上被告人，很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人”的地位。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是当事人，然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权利赋予上，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体现并不充分。在理论研究上，对被害人权利的关注热度也远不及被告人。然而，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害，更需要国家的保护，受损的利益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恢复。如很多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失去独立生活能力，但是又很难从被告人处获得足额的赔偿，失去经济来源，生活悲苦；再如性犯罪案件中，很多女性受害人长期受到舆论的压力，精神极度痛苦，很难回归正常的生活。众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不得不正视，被害人才是刑事犯罪中的真正受害者，最需要国家、社会的重视和帮助。

简介：实证研究表明,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质量考评机制具有考评结果排名化,考评主体的内部性与广泛性,考评方式多元化,考评方法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考评程序的行政化与有限性等特征。从效果层面分析,当下的考评机制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发现刑事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且具有相当的经济性与可操作性,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竞赛式＂考评意图比较明显,整体上法治化程度不高。这套机制的形成主要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的政策性要求、数字化时代公安执法指标化、流程化管理的技术要求及公安执法应对公众诉求的策略要求有关。从长远发展的图景观之,考评机制应实现＂竞赛式＂考评向＂法治化＂考评转变,即考评主体的外部性、考评指标的＂科学化＂与考评问题的实体化。当然,由于考评机制的科层化,指标构建标准科学化程度不高,指标功能的有限性等问题,考评机制虽有助于提升但却不能成为检测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质量的唯一尺度,还需在考评之外结合其他机制共同完成。

简介：作为法官法，普通法的优势在于能够从具体案件中发展出更具体因而也更公平的规则；作为救济之法，普通法为民众的创新精神保留了空间，而且塑造了负责任、有担当的公民；借助于判例的形式，普通法保持了对于各种规范渊源的开放性和对不同文化传统的适应性以及自身发展的连续性。普通法的这三个特点，从内在机制上解释了为什么它能够更好地维持国家稳定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简介：在表外资产证券化的内部信用增级中，是由发起人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而外部信用增级中承担资产支持债券风险的是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内外信用增级的效果如同表内模式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所拥有的“双重追索权”，而没有把所有的风险出售给投资者。传统采用表外模式资产证券化的国家还借鉴表内模式的法律机制来实现安全价值，如以“巴塞尔协议Ⅲ”和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代表的对流动性监管、风险自留和信用评级等的安全监管，以及美国颁布的《资产担保债券政策声明》《最佳实践准则》对源于欧洲的表内双担保债券等表内证券发行的鼓励。而传统流行表内模式资产证券化的国家也借鉴表外模式法律机制来实现效率价值，如德国的Pfandbrief债券、西班牙的Spanishcedulas债券以及源于英国的整体业务证券化发行时采用特设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破产隔离。这些表内和表外模式法律机制的互鉴实现了资产证券化表内和表外模式的融合。

简介：长江经济带省市因长江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国家战略而具有共同任务，因具有地方事权、可裁量性和法律上的“协商条款”而具有法律基础，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必须协同。长江经济带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协同，需要建立和完善下列行为法机制：征求和听取意见、联席会议、列席人代会、法律合同、协同基金以及第三方评估；需要建立和完善组织法机制，改革现有的长江水利和航运机构，组建统一的领导机关即长江经济带发展合作委员会，可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或中央政府的大区级派出机关。